毛澤東的哭喪婦
（為郭道暉先生《回應馮虞章的「挑戰」》助陣）
魏紫丹
郭先生回應的「馮文」是《評郭道暉挑戰黨的歷史問題決議的文章》， 馮虞章、劉元亮執筆（清華大學離退休老同志理論學習組討論），發表在《環球視野》2010年8月23日第304期。
郭先生回應道：「馮文的立論使讀者仿如再度置身於文革時期打『語錄仗』的氛圍，只見大量搬用領袖的言論，並虛設一個絕對正確、不容『挑戰』的思想大前提，然後據此來衡量歷史是非，批判任何異見，歌頌錯誤思想和錯誤路線的『偉大』『成就』。通篇文章卻極力迴避晚年毛澤東時代所造成的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被整死餓死），數以億計的公民、幹部挨整或受株連，無數人家破人亡，以及文革導致國家面臨經濟崩潰邊緣，黨已不黨的危局。馮文的作者作為哲學教授，似乎忘記或拒絕接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 這場哲學思想大討論的結論，還在堅持『兩個凡是』之類的思維，對過往歲月中人民遭受晚年毛澤東為總代表的極左路線的巨大災難損害，對那段空前慘痛的血與淚的史實，視而不見，無動於衷，繼續歌頌、神化其人及其錯誤思想，並以它作為大棒打人和作為幻景愚弄人。請問諸君，你們知識分子的良知何在，作為黨員的良心何安？」
一個芽子在瘋長。它以咄咄逼人的氣勢，展示出一切新生事物的欣欣向榮的姿態。難道芽子還會不是新生事物嗎？如果擬人化，則不能說他是墓生兒。因為墓生兒誕生時父親已經死了，母親畢竟還是活人，而芽子的母體卻是一棵死了的柳樹。另外，暮生兒也可能會長壽。而它卻是坎倒在地的一段枯死柳樹上的「死柳犟出芽」 －－「生於雨淋、死於日曬」，這就是這個芽子的生死「八字」。它時運不濟，宛如秋後的螞蚱－－總也蹦躂不了幾天，別看眼下蹦得歡。
馮文像政治癌細胞生活在階級鬥爭為綱年代那般瘋狂，拿「嚴重違紀」、「反黨」等大帽子來扣人，以「政治責任」來威脅作者及其文章發表的刊物《炎黃春秋》。並從三方面祭神招魂：一，十七年的豐功偉績；二，毛澤東的偉大思想; 三，毛澤東的偉大業績。進而詛咒作者竟不顧形形色色的「兩個凡是」、果敢地闡明真相。這麼洋洋灑灑一篇大論，卻對文化大革命一晃而過。的確是一晃而過、存而不論。雙方文章議論的焦點是關於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這個《決議》就根本不用作了。再者，毛自認為一生做了兩件大事，如果不討論文化大革命，就只能討論半個毛澤東。順着鼻中隔切開，論半拉、留半拉。
無可否認，馮文的確也有苦衷，如果自己用文化大革命來美化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下面，凡是斜體字，都是引用的馮文），同時誣衊別人是對毛澤東大潑髒水；那就會讓人們清楚地看到，郭先生所指斥的馮文「良知何在」、「良心何安」，在馮等人身上表現得就沒有了底線。現在，馮文不敢像毛澤東那樣理虧氣壯地冒天下之大不韙，也總還算是沒有喪盡天良，沒有肆無忌憚地把壞事做絕。
這就是他迴避文革這個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的沉重話題，避重就輕、就反右運動主犯鄧小平抵賴歷史罪責的「語錄」以披虎皮、扯大旗的緣由：那些狂熱反毛的人，把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誣衊為「多疑善變，言而無信」、「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諉過於人」的「整人」狂。他們常常拿整風反右等問題來說事，炮製出從整風轉到反右是「預謀」論、「權術」論等謬論來蠱惑視聽，對毛澤東大潑髒水。
其實拿文革說事，就不用大潑髒水了，毛本身自是頭頂生瘡、腳底流膿，髒水淋漓。馮文自作聰明，以為拿反右說事，就可以昧着良心，欺騙世人，為主子塗脂抹粉了。可惜鄧小平不僅不能一手遮天，而且自己也坐在歷史法庭的被告席上等待受審。知情人猶在，單說百萬名右派苦主中也還有幾千個倖存者。馮文信口雌黃，狐狸尾巴就會被抓住：當年從整風轉向反右，是根據情況變化、從實際出發的必要決策，還是所謂早就「預設」的整人「陰謀」？只要冷靜的分析一下歷史的具體過程，就不難釐清這個問題上的界限，也才能真正總結經驗教訓。通過整風學習馬克思主義，加強黨的自身建設，這是黨的優良傳統。決定要整風，並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這是真誠的，經過長期醞釀準備的。大量的材料表明，整風的問題在1956年9月黨的八大時就開始醞釀了。這個問題上黨的領導集體的認識完全一致。其時發生的波匈事件的警示也使中央領導集體更感到了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的迫切性。這一年11月的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宣佈：「我們決定在明年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三風。」把整風說成是為「整人」而預設的「陰謀」之類的謬論，完全是惡意的無稽之談。
誰也不能單憑紅嘴白牙，徒託空言。好！現在讓我們一同來稽一下。只有尋求到如下三個問題的真相，才能確定它是有稽之談而不是無稽之談—— 為什麼要整風？為什麼要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為什麼要從整風轉向反右？
一，為什麼要整風？
1，說在「這個問題上黨的領導集體的認識完全一致」，這倒完全是惡意的無稽之談，而且還是自欺欺人之談。
因寫作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報》、引蛇出洞的社論《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有功，受到毛澤東表揚、並請他吃飯的王若水先生，說：「在這次會議（1956年11月召開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可以看出（毛和劉、周）有不一致的地方。一，在如何吸取匈牙利的教訓上，劉少奇強調搞好經濟，關心人民生活，擴大民主，反對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要限制領導人的權力，加強對領導人的監督；毛澤東則強調階級鬥爭。二，在經濟建設的方針上，周恩來強調穩妥可靠，批判了1956年的冒進傾向；毛澤東則強調不平衡是絕對的，錯誤難免。在第一個問題上，我們看到了來年 「反右派鬥爭」的殺機；在第二個問題上，則為其後的批評反冒進和大躍進埋下了伏筆。」（《新發現的毛澤東 》第293 頁）這麼大的不一致，馮文竟假裝看不見，並想一手遮天，矇騙今人；怎能說不是心勞日拙、自欺欺人呢？
其時發生的波匈事件的警示也使中央領導集體更感到了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的迫切性。——這用來說明劉少奇對整風所抱的態度猶可；對於毛澤東則不可，只能說是引起他「反右派鬥爭」的殺機而已。
試看當時劉少奇的作為。根據王光美的回憶,她跟着劉少奇曾沿着京廣線進行了實地考察:
波匈事件以後，少奇對怎樣從波匈事件中吸取教訓想得很多。思考的結果，少奇同志認為，為了不使類似的事件在中國發生，我們一定要關心人民的生活，重視發展農業和輕工業；要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反對幹部中的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要限制領導人的權力，加強對領導人的監督。少奇提出：「還要規定一些制度，使我們這個國家發展下去將來不至於產生一種特殊階層，站在人民頭上，脫離人民。」
河北省工會主席杜存訓同志就工人的情況作了匯報。他提到：一年半的時間裏，發生罷工、請願24起，工人中有人說：「共產黨怕罷工，一鬧就老實」、「匈牙利工人有辦法」、「共產黨好，就是吃不飽」等等。
石家莊基本建設局的李德仁同志詳細匯報了工人、學生參加的14起鬧事的情況，涉及14個單位的500多人。
國營一一六廠按計劃招收了一批工人，開工後發現沒那麼多位置，便宣佈將多出來的人調到一個五金生產合作社。但未向工人講清緣由，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又不一視同仁，有「走後門」現象。群眾提出意見，領導又採取了壓服的辦法。結果引起工人群起反抗，有100多名工人參加了罷工鬧事。當地政法機關把它定為反革命事件，將帶頭的人抓了起來。
化縣的麻風病防治委員會在化縣的一個地方蓋麻風病院。未蓋之前，與群眾商量，群眾不同意。縣政府不管群眾是否同意，就硬要在那裏蓋一座麻風病院。開始蓋時，群眾就不滿意，今年3月下旬，化縣縣委書記、公安局長同群眾談話，群眾還是不同意。他們扣留了群眾3個代表，有黨、團支部書記和一個轉業軍人。這樣群眾就更加不滿意，有400多人在一個合作社主任的領導下，把麻風病院的房子拆掉，並把幹部的衣服也扯爛了。化縣公安局的副局長帶了8名警察，在現場開槍打死5個人，打傷9個人。
在廣州，我們遇到的另一件典型事例是內港工人鬧事。原因是那裏的800多名工人因為工作時間太長，工作班次調得不好，工人太累，加上港內要求工人義務勞動蓋集體宿舍，而房子蓋好了，卻通通分給職員、幹部和家屬住上了，工人很不滿意，於是鬧事。對於這件事，少奇講：「我看這個問題主要也是領導上的問題，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有些負責人常常把自己看成是管人的，而人家是被我管的，這樣的看法就不好，這樣處理問題他們就不會去商量，就不會實行民主，是非也就分不清楚，群眾就不能服氣。因此，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有兩條路線：一條路線是連小民主都不允許，就是靠命令行事，人民不准鬧，鬧了就壓。不允許用小民主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這樣的路線是錯誤的，其結果必然要逼成大民主。另外一種路線，就是跟群眾講道理，把自己看成跟群眾一樣，群眾有問題跟他們討論，說清楚。群眾一時不清楚，要鬧事也可以，允許他們開會、寫信，允許他們告狀、請願，也允許他們遊行，要罷工也可以，不過，我們是不主張罷工的……我們一定要實事求是地分清是非界限。同時，經常有小民主，也就可以避免大民主。」（根據黃崢：《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夫人王光美訪談錄》）
2，整風一定應該是以解決當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為目的
中共「八大」關於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決議是：「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如果是這樣，毛澤東那「與人鬥，其樂無窮」的一套拿手好戲，將無法施展，更因為他那「人心不足蛇吞象」的政治野心－－斯大林已死三年，實現當世界人民領袖的夙願，此途也遠非捷徑。用《矛盾論》的語言來表達就是，只有把階級鬥爭當作主要矛盾，他毛澤東才能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以他的意志為轉移、主導矛盾的發展。王光美說：「八大是9月27日閉幕的。……國慶節那天在天安門城樓上，毛主席對少奇同志說：『八大《決議》關於我國主要矛盾的提法不正確。』少奇說：『喲，《決議》已通過公佈了，怎麼辦？』當時毛主席只是提了一下，沒有說要改變或者採取什麼措施，所以中央將八大《決議》等文件照常發出了，事實上也沒辦法改了，來不及了，而且剛剛通過就改也不合適。」（同上）
《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上記載：「１９５８年５月５日至２３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大會正式通過了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倡議而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及其基本點。．．．．．．這次會議還根據毛澤東同志意見，輕率地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關於國內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的正確分析，認為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這就為階級鬥爭擴大化提供了理論根據。」（頁123）事實確證，毛澤東一天也沒有同意過「八大」的決議，自始至終認為階級鬥爭是主要矛盾。
對比劉少奇，試看毛澤東是怎樣以階級鬥爭為綱吸收波匈事件的教訓的。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共產黨對農民、手工業者、工商界資本家進行了實質上的掠奪,並受到敲鑼打鼓的歡迎之後,國內形勢更形緊張，一些社會矛盾也表現得更行突出。在半年內，全國各地，大大小小，大約有一萬多工人罷工，一萬多學生罷課。從十月起，廣東、河南、安徽、浙江、江西、山西、河北、遼寧等省，還發生了部分農民要求退社的情況。人民對政府批評的意見，對現實不滿的言論,日漸增多和激烈。
毛說：「他們是被剝奪的階級，現在我們壓迫他們，他們心懷仇恨，很多人一有機會就要發作。在匈牙利事件發生的時候，他們希望把匈牙利搞亂，也希望最好把中國搞亂，這是他們的階級本性。
「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議論，跟我們也是對立的。他講唯心論，我們講唯物論。他們說，共產黨不能管科學，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合作化壞得很；我們說，共產黨能夠管科學，社會主義有優越性，合作化好得很。
「學生中間跟我們對立的人也不少。現在的大學生大多數是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對我們的人，毫不奇怪。這樣的人北京大學有，石家莊有，其他地方也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351）
「在學校裏頭也出了問題，好些地方學生鬧事。石家莊一個學校，有一部分畢業生暫時不能就業，學習要延長一年，引起學生不滿。少數反革命份子乘機進行煽 動，組織示威遊行，說是要奪取石家莊廣播電台，宣佈來一個『匈牙利』。他們貼了好多標語，其中有這樣三個最突出的口號：『打倒法西斯！』『要戰爭不要和平！』『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照他們講來，共產黨是法西斯，我們這些人都要打倒。……北京清華大學，有個學生公開提出：『總有一天老子要殺幾千萬人就是 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來，這一『家』也出來了。鄧小平去這個大學講了一次話,他說,你要殺幾千萬人,我們就要專政。
「我們高等學校的學生,據北京市的調查,大多數是地主、富農、資產階級以及富裕中農的子弟,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出身的還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國恐怕也差不多。這種情況應當改變,但是需要時間。在一部分大學生中間，哥穆爾卡很吃得開，鐵托，卡德爾也很吃得開。倒是鄉下地主、富農，城市裏的資本家、民主黨派，多數還比較守規矩，他們在波蘭、匈牙利鬧風潮的時候還沒有鬧亂子，沒有跳出來說要殺幾千萬人。對於他們這個守規矩，應當有分析。……他們的老於世故，許多人現在隱藏着。他們的子弟、這些學生娃娃們，沒有經驗，把什麼『要殺幾千萬人』、什麼『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這些東西都端出來了。
「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不要共產黨 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他們有這麼一些思想，過去沒有講，百家爭鳴，讓他們講，這些話就出來了。電影《武訓傳》，你們看了沒有？那裏頭有一枝 筆，幾丈長，象徵『文化人』，那一掃可厲害啦。他們現在要出來，大概是要掃我們了。是不是想復辟？」繼而又說：「黨內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 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他們隨着哥穆爾卡的棍子轉，哥穆爾卡說大民主，他們也說大民主。現在情況起了變 化，他們不吭聲了。不吭聲不是本心，本心還是要吭聲的。」（同上，頁332-334）
「我看要準備出大事……在國際，無非是打世界大戰，甩原子彈。在國內，無非是出全國性的大亂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幾百萬人起來反對我們，佔領幾百個縣，而且打到北京來。我們無非再到延安去，我們就是從那個地方來的。我們已經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請我們回延安怎麼辦？」（同上，頁352）
除了殺氣騰騰，這裏哪有什麼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的迫切性的影子呢？固然，這一年11月的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宣佈：「我們決定（原文是「準備」——紫丹問馮文：為什麼你篡改為「決定」？）在明年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三風。」可就在這句話所在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上一頁——326頁上，他剛說過：「你要搞資產階級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風，就是思想改造。把學生們統統發動起來批評你，每個學校設一個關卡，你要過關，通過才算了事。」而他說的整頓三風:「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我們黨內存在這三個東西，這個賬要掛在資產階級身上。」（同上，頁467）說來說去,整風還是要整資產階級，這個賬要跟資產階級算。這就完全可以看清楚了:整風反右,一前一後,前為誘敵深入,後為聚而殲之，都是對資產階級進行的階級鬥爭。這就是毛所說的「我就提出整風」的實質。
二，為什麼要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
決定要整風，並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這是真誠的。要想證明：是真誠的還是陰謀？首先要弄明白，自己整風為什麼一定要死乞白賴地把別人扯進去呢？其次，毛為什麼不依靠、反而堅決撇開工農基本群眾，而單單要依靠資產階級（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黨外人士、無黨派和民主黨派人士，這些詞在當時人們總是混着說的）幫助整風呢？再次，毛對黨內的秘密講話與對黨外的公開講話為什麼全是陰一套、陽一套——兩套水火不容、針鋒相對呢？
1，首先令人咄咄稱怪的是，一個政黨自己要整風，自己整就是了。為什麼卻不是把得力措施用在對內使勁兒上，反而是大張旗鼓、鑼鼓喧天地把重頭戲安排在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上呢？這怎麼能與《矛盾論》的作者十分強調地主張的「內因為主」的原理對得上號呢？難道這表明毛澤東反悔到自己過去強調「內因為主」太過頭了嗎？看來實際上不是，而是醉翁之意不在整風，在乎請黨外人士「幫助」（！）者也。這是很反常的事，其中必有文章。天氣反常，預兆着天災；人事反常，預示着人禍將要降臨！讓我舉出著名學者吳宓教授和張紫葛教授在反右前的一次交談來說明之。當時,吳宓談到這次大鳴大放，問張：「其旨意你有省悟否？」
張說：「看不出什麼言外之意。」
「傷哉！」吳嘆息，「你簡直利祿在心而思慮俱蔽。這也看不到？古人說過又說過：言甘而幣厚，其必叵測。今要開門整風，下一紙文，表一下態就夠了，何用如此盛詞大噪，千呼萬喚，言之懇懇，促之諄諄。而其鼓動對象，厥為民主黨派與知識份子。……。毛公將有事於天下書生矣！」（《心香淚酒祭吳宓》頁326-327）
2，怪上加怪的是：中共召開八大,劉少奇主持起草的政治報告,原稿提出中共特別需要各民主黨派的監督。毛澤東增改為「首先是階級的監督, 群眾的監督, 人民團體的監督。」 原稿另一處把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批評說成同「黨內的自我批評」和「勞動人民的監督」等量齊觀, 毛澤東將論述改寫為: 後兩者的批評監督「是主要的一面」, 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批評「常常是從右的方面出發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第6冊, 散見第136-212等頁)。既然毛認為「首先是階級的監督, 群眾的監督, 人民團體的監督」 ； 「黨內的自我批評」和「勞動人民的監督」「是主要的一面」；那為什麼又把勞動人民排斥在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的大門之外呢？偏偏對知識分子情有獨鍾，而他又明明知道知識分子的意見「常常是從右的方面出發的」。可見,毛澤東後來的通過鳴放讓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是要 「鬥」出 「從右的方面出發的」意見來的。這一點,他早已胸有成竹,而其後續步驟是陰謀或陽謀,只不過是不同的說辭而已。實質是從早先到最近,毛一直懷有 「預謀」這一事實,已為（後面我還會列舉出的）史實所確證。不然，毛為什麼會在請求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上，竟表現出終生絕無僅有的一次、一反常態的「兩大出奇」——對知識分子甜言蜜語、笑容可掬、千呼萬喚、誠懇得出奇；對工農群眾棄之若敝屣、冷若冰霜、不屑一睬得出奇呢？這時候他毛澤東就真正成為他正在批評的人了——「所謂人民民主，所謂群眾路線，所謂和群眾打成一片，所謂關心群眾疾苦，對於這些人說來，只是騙人的空話，即是說黨內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動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風。」（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檢查對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討論和執行情況的指示》，手稿，1957年4月19日。）
3，怪而又怪，怪上加怪又加怪的是，毛澤東緊鑼密鼓地表明再真誠不過的那個態度，簡直是感人熱淚盈眶；而事後又讓人作嘔。
第一次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做的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 報告,毛做作得是多麼地細聲嫩氣呀!(這一篇,在《毛澤東選集》五卷上,正好安排在《省市自治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之後,如果不是事後對這篇《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進行了篡改,兩篇文章將形成多麼強烈的對比和辛辣的諷刺,以致把毛的嘴臉扭曲和撕裂得不成樣子啊!)全部報告,簡直能把人感動得不禁涕零之至!
文匯報總編輯徐鑄成回憶: 聽毛主席最近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錄音，很清晰。最使人興奮的是下面一段話：國內形勢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時代已經過去了，黨內命令主義、官僚主義、關門主義等還很嚴重，中共中央決定早日開始整風，希望黨外朋友幫助，但決不強迫別的民主黨派參加。毛主席講話一向很風趣，如談到整風時，說這不再是狂風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個不停的和風細雨。從錄音里聽到他的講話不時引起鬨堂大笑，並聽到劉少奇同志等插話，真是輕鬆愉快，談笑風生，我們聽了錄音，也感到興奮、舒暢。
我聽的是傳達稿。有幸聽到錄音的著名文學家傅雷對毛的談笑風生、甜言蜜語,感到如沐春風,如醉如痴，給兒子寫信說：「毛主席的講話，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於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真是藝術高手。」 (《傅雷家書》頁158)
如果把毛澤東這次開台鑼鼓式的講話,比作是一鼓作氣,那麼,三月的宣傳工作會議的講話,就是再而不衰;四月底的天安門城樓接見,就是三而不竭。如此這般，猴不上杆直敲鑼。毛心惟危，兇險叵測。
4，1956年，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遇到了大地震，波蘭，特別是匈牙利，知識分子、大學生，聯合工人，舉行起義，納吉提出要建立聯合政府、蘇聯撤軍、走芬蘭中立化道路。這要是抹上中國特色，就是要反對「黨天下」，反對「一邊倒」。毛尚未號召黨外、幫助黨整風前，對黨內說：「黨內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他們隨著哥穆爾卡的棍子轉，哥穆爾卡說大民主，他們也說大民主。現在情況起了變化，他們不吭聲了。不吭聲不是本心，本心還是要吭聲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334）隨後的號召幫助黨整風，就是因為「他們不吭聲了，不吭聲不是本心，」定要「螞蟻出洞」、「烏龜王八都出來」，要誘着他們「吭聲」的嘛！「吭聲」就是鳴放。這就是毛自稱的「陽謀」，實即「陰謀」。
在爭論的問題中有一個奇怪的共性：凡不贊成「陰謀論」的，只要據實論證下去，就必然反而導致「陰謀論」。這已屢見不鮮，謹再以王若水為例以明之。他說：「從整風以後，黨外人士、知識分子批評的尖銳程度超過了毛的預料，當時幹部的怨氣也超過毛的預料，於是，他來了個急轉彎。」（《新發現的毛澤東 》第275頁）王隨後在第293頁又說：「一，在如何吸取匈牙利的教訓上，劉少奇強調搞好經濟，關心人民生活，擴大民主，反對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要限制領導人的權力，加強對領導人的監督；毛澤東則強調階級鬥爭。……在第一個問題上，我們看到了來年 『反右派鬥爭』的殺機。」
好一個 「殺機」!先一年有 「殺機」， 來年動手「殺」，這本是順理成章的事，哪裏用得着 「急轉彎」呢？
由 「殺機」論導致 「急轉彎」論，在邏輯上，無論如何也是說不通的。而在事實上，二「論」則是南轅北轍，背道而馳的。只有毛先有 「殺機」，後來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才會有 「急轉彎」，同時，這也才叫做 「急轉彎」。
我所以說王先生發現的這個 「殺機」好！好就好在，這使我們看到，毛1956年懷有 「殺機」後，1957年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和宣傳會議上以及天安門城樓上， 請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所表現的態度誠懇，開放開明，溫柔敦厚，談笑風生，活潑風趣，甜而且美，臉上堆着笑迷迷……這一切，是為中國人形容陰險毒辣， 陰謀詭計的詞語—— 「口蜜腹劍，笑裏藏刀」，作了一個血腥的表演。同時使人們反思到，如果不是出於陰謀，他的這番表現，與對梁漱溟的潑婦罵街、對胡風因言定重罪相比，是極端反常的，也與他 「哪個蟲兒敢開口」的、不容他人置喙的一言堂惡霸作風，絕不相容的。
好一個 「殺機」!先一年有 「殺機」， 來年動手「殺」，這本是順理成章的事，哪裏用得着 「急轉彎」呢？
由 「殺機」論導致 「急轉彎」論，在邏輯上，無論如何也是說不通的。而在事實上，二「論」則是南轅北轍，背道而馳的。只有毛先有 「殺機」，後來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才會有 「急轉彎」，同時，這也才叫做 「急轉彎」。
我所以說王先生發現的這個 「殺機」好！好就好在，這使我們看到，毛1956年懷有 「殺機」後，1957年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和宣傳會議上以及天安門城樓上， 請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所表現的態度誠懇，開放開明，溫柔敦厚，談笑風生，活潑風趣，甜而且美，臉上堆着笑迷迷……這一切，是為中國人形容陰險毒辣， 陰謀詭計的詞語—— 「口蜜腹劍，笑裏藏刀」，作了一個血腥的表演。同時使人們反思到，如果不是出於陰謀，他的這番表現，與對梁漱溟的潑婦罵街、對胡風因言定重罪相比，是極端反常的，也與他 「哪個蟲兒敢開口」的、不容他人置喙的一言堂惡霸作風，絕不相容的。
上面我舉出的那些階級鬥爭火藥味很濃的話，是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當時是絕密，現在公開了，就在毛選五卷上。「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採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後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同上，頁414) 反右不就是照此辦理嗎？「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同上, 頁338） 交待黨內：「各種思想還要繼續暴露出來，希望同志們注意。」（同上，頁339）
在公開的場合，則是一套引蛇出洞的話語。以在國務會議上的報告原話為例：第九個問題是如何處理罷工、罷課、遊行示威請願這些問題。毛澤東說：這些鬧事，不能說主要是因為反革命，而主要是因為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我們不會教育，不會領導。我說人民內部經常不斷地發生矛盾，罷工、罷課，農民打扁擔，去年有，今年還會有，以前幾年就有，不能都歸咎於匈牙利事件，說匈牙利事件一來，中國的事情就不好辦了。關於這個問題，我搞了四條辦法，大家看對不對。第一，克服官僚主義，適當地處理矛盾，使其不鬧；第二，要鬧就讓他鬧；第三，要鬧就讓他鬧夠；第四，除個別人以外，一般不要開除。我看將來問題還多。人心不齊，幾億人口，中間許多人會跟我們的想法不同，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們的工作人員，許多人文化水平不高。就是文化高的人，也不見得不犯錯誤，有時知識分子犯起錯誤來還要更厲害。 (與跟省市自治區書記剛講過的話相比,這裏沒有說「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 「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而是說 「不能都歸咎於匈牙利事件」;也沒說階級仇恨和大學生多是地富資產階級子弟;還沒說讓他們放臭屁,後發制人……而是說 「主要是因為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我們不會教育，不會領導。」若與事後的說法和做法相比,就更顯出其虛偽、殘酷、無恥到了罪不容誅的程度。事後說: 「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現在我們主動的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而且黨政基本上不潰亂，只潰亂一小部分（這部分潰亂正好，擠出 了膿包），利益極大。這是不可避免的，社會上既有反動派存在，中間份子又未受到現在這樣的教訓，黨又未受到現在這樣的鍛煉，亂子總有一天要發生。」(同上,頁432)
事情又是這樣做的: 真正在反右前後第一批被砍下鮮血淋漓的頭顱的，是所謂章羅聯盟策劃的「小匈牙利事件」，即 「漢陽中學事件」中槍斃的三名「主犯」：漢陽縣民主黨派聯合小組長、民盟盟員、縣文化圖書館圖書管理員楊煥堯;民盟發展對象、漢陽縣一中副校長王建國；語文教研組組長、初三畢業班班主任鍾毓文。牽涉此案者約70人，其中13人判刑或勞教，很多人死於獄中。現在真相已明，純屬胡編亂造；只用舉出鍾毓文被槍斃是因為他好「眨眼睛」一例，足示荒謬之極矣。然而當時《人民日報》的報道稱之為《馬哲民策動的「小匈牙利事件」》，許多報刊對事件大加宣揚，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把事件攝成新聞片《鐵證》，在全國放映。其內容，大事渲染「反革命分子血腥暴亂」。很可能哪一位文人就是看了此類報道，在今天仍然抱着殭屍的大腿「有根有據」地大事叫囂反右必要論的。
一九八六年元月上旬，湖北省委向中央報送的《關於「漢陽事件」複查情況和處理善後問題的請示報告》，得到中央正式批覆。中央同意省委關於「漢陽事件」徹底平反的意見，並對處理善後問題作了明確指示。但三個死者是無法復活的。難道這就是毛所說的處理學生鬧事的 「四條辦法」嗎?即小見大, 毛按其需要虛構出的 「漢陽縣小匈牙利事件」，就是解剖整個反右運動的一隻麻雀。
三，為什麼要從整風轉向反右？
反右真相之所以需要還原，是因為官方居心要掩蓋歷史罪惡、隱藏與消滅原始資料、篡改事件本來的樣子，以誤導世人。又因為，「起因」關係着事件的本質，所以，要「宜細不宜粗」地加以解決。著名的《出身論》作者遇羅克烈士的弟弟遇羅文憑着自己的直感，說：「我一直認為，反右運動不是偶然發生的，即不是毛澤東的一念之差，也不是他突發奇想，而是蓄謀已久的。因為前幾年的鎮反運動就消滅了大批有可能對毛氏政權不滿意的人，反右只是這種政策的繼續——方式有所區別，目的都很明確——剝奪這些人的說話權利。」（《反右研究文集》頁24）薄一波的回憶錄為此做出旁證：「反右開始後,毛主席不止一次地指出, 『反右派就是肅反』, 『新式肅反』,是 『清黨清團的好機會,也包括各民主黨派』。」 （<<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622頁。）這一點，又可與毛自己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相印證: 「鎮壓反革命,極有必要。1957年右派進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來了。」(李銳《廬山會議實錄》223頁)
張軼東說：「我認為，不可低估赫魯曉夫在1956年前蘇聯共產黨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秘密報告對於毛澤東的影響。
「其實，遠從1930年的富田事變起到1955年的肅反為止，毛澤東一直是依靠高壓和血腥奪得和維持他在共產黨內、紅區和國內的統治的。但是在那一時期，他的這種統治和統治方法，是有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斯大林體制為依靠的，即在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有斯大林這麼一個上帝。而在當時所有共產黨掌權的國家乃至一些西方共產黨中，都有一個小斯大林。
「然而平地一聲雷，1956年赫魯曉夫在前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上的秘密報告，徹底推翻了斯大林這一尊神。這部只是否定了斯大林個人，而使叢道義上、理論上和制度上都否定了在共產黨內和共產國家內有一個至高無上，集一切大權於一身的領袖。於是在所有共產國家（主要是東歐國家）小斯大林們紛紛受到衝擊，波蘭的布魯特急病交加，沒回到華沙就死了。匈牙利的拉科西在該國人民十月起義中被推翻。我本人因當時身在前蘇聯，對赫魯曉夫報告所引起的震撼深有體會，這是當時在國內和西方的中國人所感覺不到的。」
「其實，前蘇共20大對毛澤東的致命打擊，還是從理論上否定了在任何一個共產黨和一個共產國家內，必須有一個至高無上的專制領袖。這就從根本上動搖了毛澤東至高無上的地位。」（頁56）這最後一句話，簡直太中肯綮了！此外，我再補充一句：毛怕人們在斯大林的鏡子裏,看到自己更加瘋狂地殘害「階級敵人」和黨內異己的血腥罪惡,會對他進行譴責與清算。這些就是他自始至終 「一邊倒」向斯大林主義的原委。
有道是，謊言說一千遍就變成真理。既然還沒有變成真理，可見還沒有說夠。——馮文經過逆向思維後，便來惡補：
但是情況不是凝固的，而是不斷變化的。一段時期里整風中揭露出來的工作中的大量缺點錯誤，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並作出批示，要求認真加以注意和研究。但自1957年5月中旬起，情況發生了明顯變化。一些站在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立場上的人掀起了一股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潮，否定建國以來的工作成就，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說得一塌糊塗、一無是處。以至要求改變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取而代之。這種情況是開始決定整風時沒有充分估計到的，不能不引起毛澤東和其它中央領導人的高度警覺。1957年5月25日，毛澤東和全體中央常委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員會見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全體代表，毛澤東親自發出了重要政治信號：「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和行動都是完全錯誤的」。但這並沒有使那些反共情緒高漲的人頭腦冷靜下來，反而以為共產黨不能收拾局面而加劇了他們的活動。這說明了鬥爭具有不可避免性。
1 ，毛澤東是什麼時候決定開始反右的？
眾多關於反右派的論著，都把李維漢的回憶錄作為權威論據，認為是從五月十五日毛才開始變卦的，而變卦的原因乃是出軌論：「在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開始時，毛澤東同志並沒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為了反右而開這個會，不是『引蛇出洞』。兩個座談會反映出來的意見，我都及時向中央常委匯報。五月中旬，匯報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時，已經放出一些不好的東西，什麼『輪流坐莊』、『海德公園』等謬論都出來了。……就在五月十五日寫出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章，發給黨內高級幹部閱讀。……這篇文章表明毛澤東同志已經下定反擊右派的決心。「（《回憶與研究》，頁833 ）「匯報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時」,時間在5月11—12。這時毛就把鳴放定性為 「是敵我」。而在5月1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就下達了 「引蛇出洞」的文件。陰謀一直藏在毛澤東肚子裏是無用的，總不能自己孤軍作戰，而要靠全黨、全民去實施。他必須把所懷的鬼胎，有步驟地,一股兒一股兒地向人們去泄露天機。所以他才在5月15日寫出文章，在高度保密下，發給黨內高級幹部閱讀。反右的決心其實是在寫文章之前早已下了。
右派議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三大理論：儲安平批評大和尚的「黨天下」、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以及多次為鄧小平指責為「殺氣騰騰」的葛佩琦的「殺共產黨」等議論，統統都是發生在毛寫《事情正在起變化》一、兩個星期之後。就連「輪流坐莊」，李維漢也弄錯了。輪流坐莊是天津的一位中學教師黃心平1957年6月11日（注意日期！）在天津各界人士座談會上的發言：「既然允許民主黨派存在，和民主黨派的黨綱又都要求走向共產主義，為什麼不可以實行各政黨輪流執政的辦法呢？如果不要求共產黨一黨執政，而要共產黨和各黨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綱來，由群眾自由的選擇，由群眾自由的選擇，這樣可以刺 激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點來博得選民的選票，為人民服務。」不過，即使他希望這樣做，也並不認為這是個現實的 方案：「這是一個觸及共產黨利益的意見，問題是共產黨肯不肯放 棄政權。」（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二日《人民日報》。李維漢只能在這個日期之後得知此一信息。）
總之，說這種情況是開始決定整風時沒有充分估計到的，不能不引起毛澤東和其它中央領導人的高度警覺。也完全是無稽之談。 一則決定反右時，主要右派言論都尚未出現；二則，毛早已充分估計到世界大戰、退回延安云云。馮文簡直是在胡扯。一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決不會袒護右派的）黎澍，曾秉筆直書：「這個講話（最高國務會議講話）廣泛傳達以後，在北京、上 海、天津等幾個大城市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科學工作者中間果然起了鼓舞作用。他們被邀請在一些座談會上發言。可是，即在這個時候，這種場合，發言者也還是心存顧慮。毛本人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說，人們『怕釣魚』。這篇文章是反擊右派進攻的信號。既然直到此時人們還說『怕釣魚』，可見直到反右派開始時，也 並沒有什麼資產階級猖狂進攻需要『打退』。」（《未完成的回憶》見《論歷史的創造及其他》第171頁）這是事後經過實踐驗正過的歷史結論。中共黨史專家許全興教授在他的專著《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一書中說: 「從整個報道看,很難得出資產階級右派猖狂進攻的結論。毛澤東根據什麼材料講『猖狂進攻』就不得而知了。」(頁90)
2，鄧拓的先見之明
我將當事人鄧拓的副手胡績偉先生的《自述》，照抄如下：
毛澤東「引蛇出洞」的政策，在中央最高領導集團中，了解毛澤東真實意圖的人並不多。難怪毛說：「當時百分之九十五的老幹部都不理解。」那時劉少奇和鄧 小平也被毛認為是保守的。毛批評對他的兩次講話在「黨報上沒有聲音」，「而讓非黨報紙抓住了這面旗幟。」他表揚了《光明日報》，《文匯報》「鳴放」得好。 記得鄧拓曾經對我說過：「主席說百家者兩家也，我就更相信他講的雙百方針是假的，《人民日報》不能學《光明日報》、《文匯報》那樣鳴放，學了要出亂子。」 鄧拓說：「《人民日報》如果也象那樣的鳴放，也被打成右派報紙，黨中央也會陷於被動，人民日報社內部又不知要增加多少右派份子。」以後事實證明，《光明日 報》、《文匯報》都被打成「右派」報紙，兩家報社的總編輯都成了大右派。因「鳴放」得好而受到毛澤東讚揚的《中國青年報》，四個正副總編輯，三個當了右 派，一個被撤職受到嚴重警告處分，中青報的領導班子幾乎全軍覆沒了。可見，毛主席批評說：「人民日報按兵不動，黨報被動，黨的領導也被動，這裏面有鬼，鬼 在什麼地方？」看起來鄧拓就看出有一個「引蛇出洞」的「鬼」，有個能把「陰謀」說成「陽謀」的鬼，這個鬼就在毛澤東的心裏。(<<伴君如伴虎>>，<<爭鳴>>2001,4)
被稱為中國的良心的劉賓雁先生,當時是《中國青年報》記者，深為敬佩鄧托先生的先見之明,他懷着感恩之情,說:
直到三十年後，包括我在內的許多知識分子仍然未能識被這個騙局，以為毛的「引蛇出洞」的陰謀是在鳴放開始後意外地發現竟有那麼多人攻擊和否定他的政績以後才改變主意，決定反擊的。
有一個人（就我所知，也只有這一個人）是從一開始就識破了毛澤東這個陰謀，並冒着極大的風險去同毛作了鬥爭的，那就是當時的人民日報社長兼總編輯鄧拓先生。他自然不能去揭破那陰謀，而是用了一種令毛澤東都難以問罪的巧妙辦法：當毛澤東四處「點火」時，他按兵不動。（五七年一月，陳其通等人那篇令毛澤東十分惱火的文章，鄧拓一拿到，就把它發排到頭版頭條）。表面上看似乎是他保守，對於文教界的自由化不以為然。這就是「左」派的「忠心耿耿」，其實大錯了，而實際上他卻是在向中國知識分子發出警告，警戒他們不要上毛澤東的當。而毛澤東卻只能罵他麻木，不善於領會他的意圖（豈料是領會得太深了），先說是「書生辦報」，後來又罵「死人辦報」，反右後終於將他調出人民日報。有一件令我感恩的事，也能看出鄧對毛的抵制。五七年五月我在上海採訪時，「左葉事件」出來了。我有感於中國記者的使命同他們的地位之不諧調，在一個興奮得不能入寐（鳴放高潮，夜夜如此）的夜裏，一口氣寫了一篇幾千字的文章，題為「記者這一行」，寄給鄧拓先生，再無下文。六月底，反右開始後的第一次首都新聞界「座談會」（實為對右派的討伐會，第二次就輪到我了）上，鄧拓先生在休息時間把我拉到主席台後，悄悄把那篇文章的原稿交到我手裏，以目示意，一言未發。那也就成了我們的訣別。我成了右派以後，再也不能見他了。(為華民<<中國大逆轉——反右運動史>>一書作序:《毛澤東一手定乾坤》)
3，對反右派運動細說來由
毛在評美國國務院白皮書和艾奇遜的信件中就曾說道：「他們的頭腦中還殘存着許多反動的即反人民的思想， 但他們不是國民黨反動派，他們是人民中間的中間派，或右派。他們就是艾奇遜說的『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艾奇遜的欺騙做法在中國還有一層薄薄的社會基礎。」(《毛澤東選集》四卷本:頁1374)
「艾奇遜說，還是要搗亂的，並且確定地要搗亂。效果呢？據說是會有的。依靠一批什麼人物呢？就是『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艾奇遜說：『……中國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個人主義終於會再顯身手，中國終於會擺脫外國的羈絆。對於中國目前和將來一切朝着這個目標的發展，我認為都應當得到我們的鼓勵。」(同上,頁1375,)
「中國的許多自由主義份子，亦即歸民主主義份子，亦即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們所矚望的，和經常企圖爭取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們，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動地位，對問題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美國統治者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國民黨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蘇聯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中國共產 黨的觀察也往往不正確，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或不贊成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看問題的緣故。」(同上,頁1376)
「那些近視的思想糊塗的自由主義或民主個人主義的中國人聽着，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你們的好教員。你們所設想的美國的仁義道德，已被艾奇遜一掃而空。不是嗎？你們能在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里找到一絲一毫的仁義道德嗎？」(同上,頁1384)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艾奇遜，又不但因為艾奇遜公開地宣稱，他們要招收中國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份子，組織美國的第五縱隊，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國人特別是那些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中國人注意，大家相約不要上美國人的當，到處警戒帝國主義在暗地裏進行的陰謀活動。還因為……艾奇遜的歷史觀點正是中國知識份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觀點，就是說資產階級的唯心的歷史觀。駁斥了艾奇遜，……對於那些抱着和艾奇遜相同或有某些相同觀點的人們，則可能是更加有益。」(同上,頁1398)
上述這些話，跟毛1957 年1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話，「帝國主義國家和我們之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們裏頭有他們的人，拿中國來說，就是資產階級中間和民主黨派中間的許多人……」相對應，就可以判斷，在毛緊繃的階級鬥爭為綱這根弦上，早把民主個人主義的知識份子定為了敵人，當作帝國主義的第五縱隊，而當年稱作「人民中間的中間派或右派」，只是策略上的考慮,到反右時,就定性為 「反動派」了。作為「因素」，為反右派打下伏筆，是其遠因。事實上，自解放以來，對知識份子的所有思想改造運動，都具有反右派鬥爭,鬥爭民主人士的因素；而反右派運動，究其本質，仍是屬於反「民主個人主義」的範疇。簡直可以把上節引用毛的那句話，改述如下：「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有那麼多民主個人主義者沒有搞掉。」
或有人問,他既然是一個具有超帝王思想的人,民主之死敵,那他為什麼還能提出: 「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和與 「民主」黨派 「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呢? 他還標榜開明地說: 「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蘇聯不同.我們有意識地留下民主黨派,讓他們有發表意見的機會,對他們採取又團結又鬥爭的方針。」 (《毛澤東選集》五卷,頁279).
蘇聯解體,檔案解密,揭了他的老底。原來,按他 「有意識地」,並不是 「留下民主黨派」而是正好相反。1947年11月30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說: 「一旦中國革命取得最後勝利,按照蘇聯和南斯拉夫的經驗,除中國共產黨之外,所有政黨就都應該退出政治舞台了,這樣將會加強中國革命的勢力。」
斯大林否定毛的意見,於1948年4月 20日復電說: 「中國各在野黨代表着中國居民中的中間階層,並且反對國民黨集團,所以應該長期存在,中國共產黨將不得不同他們合作,反對中國的反動派和帝國主義列強,同時保持自己的領導地位。可能還需要這些政黨的某些代表參加中國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佈為聯合政府,從而擴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礎,孤立帝國主義及其國民黨代理人。應當考慮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勝利後建立的中共政府,就其政策而言,還是民族革命的,即民主政府,而不是共產主義政府。目前還難以預料這將持續多長時間,至少在勝利後會是這樣。這也就是說,暫時還不能實現土地國有化和取消土地私有制,不能沒收所有大大小小的工商業資產階級的財產,也不能沒收大土地佔有者以及依靠僱傭勞動的中、小土地佔有者的財產。要等到一定時候才能進行這些改革.即使是南斯拉夫,除了共產黨以外,也還有其他政黨參加人民陣線。」(轉引自邱路《斯大林特使密訪西北坡---來自俄國檔案的秘密》見《百年潮》1998第1期)
在幾天後召開的中央會議上，毛澤東對此一設想講得更加具體。他說：民盟解散了，中間派沒有了，今後國民黨也沒有了，新中國自然應該考慮像南斯拉夫那樣，實行在一黨制下的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換言之，一黨制並不取消統一戰線，也不否認聯合政府，但統一戰線和聯合政府並不等於說一定要有許多黨派並存。事實上，像南斯拉夫那樣，黨與非黨聯盟也是可以說是聯合政府。(馬貴凡：《毛澤東致斯大林電之我見》，《中共黨史研究》1999年第6期。)
後來的事實證明,毛改變初衷,是出於對斯大林唯唯從命,一切遵照執行。這裏能夠發現和說明的幾個問題是: (1) 毛澤東一再表明是要讓民主黨派都退出歷史舞台,但主子不批准,才改變主意,現在卻說是 「有意識留下」。說明毛從來都是按着他的需要,隨意編瞎話的;(2) 發電報的時間是1947年。但遼瀋、淮海、平津具有戰略決戰性的三大戰役,卻是發生在此後的1948年的9、10、12月,一方面的事實是國民黨還有很大實力,另一方面的事實是民主黨派正充當毛所謂的反蔣第二戰線的主力軍,恰如鷹犬垂涎三尺地起勁追逐着前面搖晃着的骨頭。正值此時,毛卻打算完他們的蛋,實行 「黨天下」,自己獨吞預期的果實;(3) 後來,經過大鳴大放,他發現民主黨派當真要行使互相監督的職能,便又暴露出他要消滅民主黨派的心跡。他於那篇背信棄義、聲名狼藉的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中,後來添加道: 「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這是我們的願望,也是我們的方針。至於各民主黨派是否能夠長期存在下去,不是由共產黨一方面的願望作決定,還要看各民主黨派自己的表現,要看他們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這裏當然無需提出這一同樣的問題: 「至於共產黨能否存在下去,還要看共產黨的表現,要看他們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因為, 「人民」就是 「毛自己」。而於最後,可能是 「人民」看到,經過反右派後各民主黨派的表現,猶如演傀儡戲,由共產黨牽着線,叫走走就走走、叫扭扭就扭扭,完全傀儡化;搖尾乞憐,跟屁逐臭,徹底走狗化,徹底名存實亡了,才暫且恩准它作為花瓶, 「長期共存」,以觀後效`以騙觀瞻。
更遠的遠因是: 1947年12月17日周恩來起草的一個黨內指示中說：等到蔣介石及其反動集團一經打倒，我們的基本打擊方向，即應轉到使自由資產階級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來。毛澤東在審閱這個文件的時候，加寫了這樣一段：在蔣介石打倒以後，因為自由資產階級特別是其右翼的政治傾向是反對我們的，所以我們必須在政治上打擊他們，使他們從群眾中孤立起來，即是使群眾從自由資產階級的影響下解放出來。但這並不是把他們當作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一樣立即打倒他們，那時，還將有他們的代表參加政府，以便使群眾從經驗中認識他們特別是其右翼的反動性，而一步一步地拋棄他們。(轉引自朱正《反右是流產了的文化大革命》)
這裏明確無誤的作出 「反右」的界定， 反右的決心和反右的手法。如果說,上述這些話，如: 「以便使群眾從經驗中認識他們特別是其右翼的反動性，而一步一步地拋棄他們。『是造成 』人們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的歷史根源，是從長計議的話，那麼， 他現在搞的大鳴大放: 「其目的是讓魑魅魍魎，牛鬼蛇神 『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民看見，大吃一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些東西，以便動手殲滅這些醜類。」就是圖窮匕首現;就是時候一到,一切全報。與其像毛澤東說的，反右派鬥爭，是政治上思想上一場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的話；倒不如按着歷史的本來面貌說,叫做 「蓄謀已久的陰謀得逞」，更合事實。如再往前追溯:
「李銳在訪問過程中揭露一段頗有分量的史實,他說毛在延安中共七大上說過,掌握政權以後,我們的鬥爭對象就是民主人士了。」(見金鐘《回首十年說批毛》,《開放》2003.12.) 可見毛早把民主人士當作鬥爭對象,是處心積慮,蓄謀已久。按其盤根錯節,毒根很深來說,更可以追溯到:
早在毛澤東在1925年的《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分析》一文中看出毛對知識分子的敵視態度,——王丹在訪問許良英的《撥開 「反右」運動的歷史迷霧》中說: 「此文發表於1925年12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1926年2月的《中國農民》月刊第二期和1926年3月的《中國青年》第116—117期,1952年重刊於《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時,已面目全非,文中把知識分子分為三類：(一)， 『反動知識階級』,包括一部分東西洋留學生,一部分大專院校教授和學生,屬於大資產階級,是 『極端的反革命派』,是 『民族革命之死敵』; ( 二) , 多數 『高等知識分子,包括大部分東西洋留學生,大部分大專院校的教授和學生,屬於中產階級,其右翼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以當作我們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三), 『小知識分子』,包括中學生、中小學教員,屬於小資產階級, 『是我們的朋友』。」王丹說: 「這是 『知識越多越反動』濫調的濫觴。」(王丹:《我們在寫歷史》第144頁)
至於說到近因,也是說來話長。毛澤東曾說過：「我們沒有預料到1956年國際方面會發生那樣大的風浪，……給右派猖狂進攻以相當的影響。
「去年這一年,國際上鬧了幾次大風潮。蘇共20次代表大會大反斯大林,這以後,帝國主義搞了兩次反共大風潮,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也有兩次大的辯論風潮。在這幾次風潮中,歐洲美洲有些黨受的影響和損失相當大,東方各國的黨受的影響和損失比較小…….斯大林問題牽涉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各國黨都牽涉到了。
「對蘇共 『二十大』,……也有少數人起了波動.每逢颱風一來,下雨之前,螞蟻就要出洞,他們鼻子很靈,懂得氣象學.蘇共 『二十大』的颱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麼一些螞蟻出洞。這是黨內的動搖分子，一有機會他們就要動搖。他們聽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搖過去喊萬歲，說赫魯曉夫一切都對，老子從前就是這個主張……黨內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露出頭來了, 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毛澤東選集》五卷,頁333—334) 「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頁338)
所以, 講近因,主要地是三個事件:
1, 對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應該付諸考慮的：一是,毛要當世界領袖,讓世人對他進行個人崇拜。二是,毛怕人們在斯大林的鏡子裏,看到自己更加瘋狂地殘害「階級敵人」和黨內異己的血腥罪惡,會對他進行譴責與清算。三是,毛要維護斯大林的根本制度。因為只有這個制度,而不是別的任何制度都能夠實現其無限膨脹的領袖慾的。這也就是他自始至終 「一邊倒」向斯大林主義的原委。 「你們蘇聯反史大林，我們不反，我們不但不反，我們還要擁護。 」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111)
2, 波匈事件關於波蘭事件, 吳冷西在《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第一章《從評價斯大林說起》中指出: 「毛主席聽了後說，現在情況非常緊急，我們要早定方針。兒子不聽話，老子打棍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對另一個社會主義鄰國武裝干涉，是違反最起碼的國際關係準則，更不用說違反社會主義國家相互關係的原則，是絕對不能允許的。這是嚴重的大國沙文主義。
「毛主席說，事不宜遲，我們應該馬上警告蘇方，堅決反對他們對波蘭動武。會議一致同意這個決定。毛主席即說，會議到此結束，馬上約見蘇聯駐華大使。他要胡喬木和我留下作陪。
「毛主席這時仍穿着睡衣，喬木建議他是不是換穿中山裝。毛主席說，就這樣也沒什麼關係。
「約半小時後，毛主席在菊香書屋的臥室里接見蘇聯大使尤金。尤金原是毛主席的朋友，過去兩人多次在一起討論哲學問題。現在兩人都表情嚴肅，尤金似乎預感到這次接見非比尋常。
「毛主席劈頭就直接了當地對尤金說，我們的政治局才剛開過會，……我們政治局一致認為，蘇聯武裝干涉波蘭是違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的。中共中央堅決反對蘇共中央這樣做，希望你們懸崖勒馬。如果你們竟然不顧我們的勸告，膽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中共中央和中共政府將公開譴責你們。就是這幾句話，請你立即打電話告訴赫魯曉夫同志。情況緊急，時間無多，談話就此結束，請你趕緊立辦。
「尤金滿頭大汗，連聲『是』！『是』！迅速退走。」
那麼,對匈牙利事件又是什麼態度呢?
李丹慧沈志華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機：中國的角色和影響———「波匈事件與中國」研究之一》中寫道:
中方的說法完全相反。經研究提出兩種辦法，一是蘇軍撤出布達佩斯，二是蘇軍採取鎮壓行動。由於兩種辦法各有利弊，大家討論了一天也沒有結果。晚上劉少奇打電話請示毛澤東。毛澤東表示，可以把兩種辦法都向蘇聯提出，跟他們商量。毛傾向於進行鎮壓，但以為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時候再行動。當晚，應中共代表團要求，中蘇領導人舉行緊急會議。劉少奇明確表示，對匈牙利的局勢，是不是還有挽救的機會？不要就這樣放棄了，放棄了可能要犯錯誤。鄧小平更是直截了當地提出：先要掌握住政權，不讓政權落在敵人手裏。蘇軍部隊應當回到布達佩斯，堅決維護人民政權。中共的意見很清楚，匈牙利的問題不同於波蘭，已經具有反革命的性質了，必須想辦法加以挽救。（《歷史研究》2005年第2期）
3, 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
企圖用整風轉向反右的話題，大肆炒作所謂「陰謀」論、「權術」論。在郭道暉的另一篇文章中還竟把從整風轉向反右歸結為所謂「毛澤東多疑善變的猴性」，所謂「毛澤東獨斷專行、多疑善變的秉性或權謀」。凡此種種，對人民領袖慾置於死地而後快的仇視態度已溢於言表。
當時毛曾是如何表誠心要整風，對知識分子牙是牙、口是口，聲稱「言者無罪」；一而再、再而三，千呼萬喚不出來。一旦你說出真話，擊中時弊，他馬上翻臉劃右派。你叫他落實「言者無罪」。他說你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這種人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動，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他們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 」 （《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438）且不講他說的「行者」也全屬無理蠻纏，權且往下看，同一頁上：「另有一種右派，有言論，無行動。」無行動當然不是「行者」而是「言者」了，怎麼也劃「右派」了？因為有錯誤的言論。「錯誤的言論一定要批判乾淨，這是不能留情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439）要是批評對了呢？「右派的批評也有一些是對的。」（《毛澤東選集》五卷，頁426）。雖說意見正確，但用意惡毒，那也不行。毛澤東思想具有火眼金睛，一看而知：「善意，惡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來的。」（《毛澤東選集》五卷，頁427）」要是鳴放期間根本不講話，就沒有材料，怎麼辦？那也難不倒偉大領袖。請看郭羅基的文章《周揚是按名單抓右派》：
周揚說：「抓右派之前，主席給我一個名單，名單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匯報『戰果』。我說，有的人鳴放期間不講話，沒有材料，怎麼辦？主席說，翻延安的老賬！」奈何領袖胡攪蠻纏，一至於此！
周揚說：「抓右派之前，主席給我一個名單，名單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匯報『戰果』。我說，有的人鳴放期間不講話，沒有材料，怎麼辦？主席說，翻延安的老賬！」奈何領袖胡攪蠻纏，一至於此！
鐵證如山，任君巧舌如簧，也無法抵賴毛澤東是「多疑善變，言而無信」、「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諉過於人」的「整人」狂。哭喪婦，你就別哭了！不爭氣的死鬼生前早已經親口承認自己是陰謀，即使你這位哭喪婦哭斷肝腸，縱使淚水頓作傾盆雨，也洗不淨他汗毛眼裏分泌的污泥濁水。如果他說的「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毛澤東選集》五卷，頁437），還是「猶報琵琶半遮面」；那麼他說的「我他們不愛，給他們自由，讓放出毒素。你講我陰謀(!)就陰謀(!)，大魚、小魚一起釣，特別釣吃人鯊魚。」(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331頁)，就是打開天窗說亮話了。雖然這比說「你講我男盜女娼就男盜女娼」更加無恥和無賴，但這總算是他打自己嘴裏承認了是「陰謀」。
2010年中秋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