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潔工是許多返城知青做過的工作(大力攝影)。
上海里弄的住房擁擠盡人皆知(大力攝影)。
上海知青沈黎明(左)在烏魯木齊街頭演奏(大力攝影)。
周敦福在老房子裏講述回城後的經歷(大力攝影)。
上海青年支邊錄(之八)生存篇
擺地攤，街頭巷尾各自謀生
■四個成年人睡一張一米二寬的床
■簽字畫押，保證孩子長大不要房
■一個人洗澡，全家都要躲到陽台
■正講着價，身後來人提褲腰抓走
那些返城知青，重又回到十幾年前出發的地方，他們發現，當初一分錢蓋個章就遷出戶口的豪情壯志，換來的是重新融入城市的步履維艱。再次回到人生的起跑線，他們四下看看，新一代已經趕上來，甚至超過去。而他們拿什麼與人家競爭、與命運賽跑呢?
回家了，突然感到一種失落
採訪旁白：
同樣是走在中國版圖這條由東到西的鐵路上，同樣是這趟54/52次列車，與他們當年離開上海奔赴新疆的情景相比，已經形成太大的反差。想當初站台歡送一路高歌，現如今拼命爭搶扒上火車。從沿海城市到西部大漠，再從大漠到城市，這樣的輪迴中，他們也由少男少女，變成了拖兒帶女;由意氣風發，變成了早生華髮。
聶崇良(1963年進疆，1978年回滬)：從車上下來第一個感覺，臉上撲面而來的那個濕潤空氣，感覺自己的皮膚好像塗了一層油，那個空氣，真是太好了，真是人間啊。
余加安(1963年進疆，1980年回滬)：一下車，我立在站台上，說的第一句話：上海呀，我總算回來了。深深的感嘆。但是這句話說過去以後，突然間感到一種失落：怎麼辦?以後怎麼辦?
採訪旁白：
終於擠進這座城市，儘管曾經生長在此，儘管曾經對它日思夜想，但是並不等於被這座城市接納了。即使有了相應政策，他們返城後仍然要面對融入城市的重重障礙。初回上海的興奮很快被不知所措代替，對前途不知所措，對生存不知所措。擁擠的站台上，余加安的岳父雇了輛黃魚車來接女兒女婿回家。
余加安：雇的那輛騎黃魚車的人，他也是個知青，為了謀生就騎黃魚車幫人拉東西。在車上他問了一句，朋友，怎麼，新疆回來的?我說新疆回來的。他說你回來以後準備怎麼辦?這時候我岳父接了一句：怎麼辦?自己想辦法，自謀生路吧。我就想，自謀生路怎麼個自謀?能幹什麼?
聶崇良：都不認識了。本來整棟花園洋房是我們的，全部給人家住了。我們家住到三層閣樓，一點點地方。父親出來一看，認不出我了，全變了，他說是四兒嗎?我說是啊，我就是啊。父親說快上去，快上去。到了家裏，一看住着那麼多人，一家子人都擠在上面。
採訪旁白：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全國各個城市住房矛盾突出，多年運動折騰得百業凋敝，民居的規劃建設長期滯後。
余加安：老樣子，沒變，唯一變的，人多了。原來我們弄堂裏頭，清清爽爽的人不多。1980年底回來，那時候上海沒變。你想想看，弄堂還是老弄堂，房子還是老房子，對吧，就是人多了。
安康(1963年進疆，1980年回滬)：我在新疆呆了17年，回來以後，城市幾乎沒一點變化。可是我們人變化了，人都長大了。不但長大了，還娶老婆有小孩兒了。
一人洗澡，全家上陽台
採訪旁白：
當年動員上海青年去新疆的目的之一，是為了減輕城市人口和就業壓力;但是當他們重返家鄉的時候，卻又帶回了好幾口人。他們中間年輕的也已三十出頭，要重新為房子、為工作這些最基本的生活奮鬥。能夠有機會頂替父母接班的是幸運者，多數人必須靠自己想辦法解決生計。面臨的頭一件事，就是怎樣有個棲身之處，哪怕僅僅是一張床鋪。
余加安：家裏人也希望你們回來，但是家裏人又怕你們回來。爹媽嘛，總是希望兒女在身邊，可是你們回來，住在哪裏呀?
顧幸運(女，1964年進疆，1982年回滬)：我們家還能留我一張床，那就是說短期內不會有問題，長期肯定有矛盾。而有的人回來家裏沒有個床怎麼辦?
楊清良(1963年進疆，1980年回滬)：我和老婆孩子四口，我岳父母兩口，她的妹妹三口，多少平方呢?兩個亭子間加起來16平方，要住十個人。怎麼住啊?就是打地鋪，把棉絮攤在地下，就這麼過。有的回去就睡在弄堂裏面，有的在弄堂門口的地上用蘆秸圍一圍。
朱靜華(1963年進疆，1980年回滬。楊清良妻子)：我父母親，三個妹妹加上我外甥住在11平米的房間。爸媽跟我兩個妹妹睡在床上，四個成年人就一張1米2寬的床。我妹妹當時二十幾歲，已經工作了，他們上中班、早班、晚班，輪着睡。我們其他人就打地鋪，人一半在外面，一半在床底下。
周敦福(1963年進疆，1980年回滬)：這個是石庫門房子，這是亭子間，原來我們一家用，後來兩家用。裏邊隔成兩間屋子，外面等於是客廳。都是老式的，父母留下來，這個牆大修才兩年，又一塌糊塗了。80年代我回來就住在這裏，有的人比我差多了，借房子，當時他們都羨慕我有房住。
安康：我老婆他們家，房子最多不超過10個平方米，一個亭子間不超過10個平方米，兄弟姐妹五個，帶父母七個人就這麼大空間。首先一個，解手，那么小的房子，床角弄塊塑料布圍上，放個馬桶，就在那兒大小便。
朱靜華：吃喝拉撒全在裏面。我們7平方米的房間裏還放個馬桶。一家十口人吃飯的時候，有的要方便就在馬桶方便了，旁邊在吃飯，就那樣子。
安康：來個人真是麻煩透了，一般來女同志在那兒，男同志都跑到公共廁所解手去，就到這種程度。不是一家兩家，很普遍，沒有廚衛什麼的，都這樣。
朱靜華：是受不了。特別是夏天，最難受的是到夏天洗澡。一個人在屋裏洗澡，全家人都要到陽台上，幸虧還有個陽台。這個陽台是幾戶公用，五家公用的。
史美雲(1963年進疆，1980年回滬。安康妻子)：白天下午了，天熱，就是一個挨一個洗，晚上沒辦法洗澡，別人要睡覺就沒辦法洗。
把哥哥趕出去，弟弟才能結婚
安康：我們回來，起碼90%的人，都因為住房跟家裏鬧矛盾。為了房子，一家人大打出手的太多了。沒有辦法，這一點都不誇張。我們在外面結婚，拖家帶口回上海來了，一傢伙，給雙方家庭帶來很大壓力。雙方家庭一下子看不懂了，住在誰家，誰受得了。住在我家，我弟弟沒辦法結婚。住在她家，她家裏傻了。
一看到我們回來，當時最反感的，就是我弟弟。為什麼?因為我回來，他不能結婚了。就這麼一大間、一小間，我們四個人佔小間不行。如果我住大間，我弟弟結婚又不合適。他也難，因為上海這種條件找老婆成個家不容易，一個小青年，就靠點工資，父親去世了，那麼只能靠這個房子。結果我回來了，不是影響他嗎。
史美云：剛回來的時候，那是很高興，真的很高興。想不到回到上海幾天下來，這個情況就兩樣了。
安康：我住在家裏面，跟我弟弟出現了矛盾，他未來的丈母娘提出來：你哥哥這樣子怎麼行呢?你要把你哥哥趕出去的，不然你哥哥不出去，我這個女兒跟你怎麼結婚?
有這樣的事，我正在屋裏吃飯，我弟弟回來一看，這個鍋是家裏面的，不是我的，他還沒結婚，把我的飯一倒，倒出來，他說這鍋是我的，你不要動。這個過分吧，太過分了，可是我沒跟他打架，沒跟他發火，為什麼?我覺得他們在上海的人，和我們從新疆回來的不一樣，沒辦法。也確確實實我回來影響他了，如果我不回來，這房子本來是他住，他結婚就沒問題了。
李良高(1963年進疆，1980年回滬)：我弟弟為了我回來，他結婚也推遲了。我們石庫門的房子，只有13.2個平方，上面小閣樓7個平方。我在辦理頂替手續，他很清楚，他要結婚了，我回來，根本沒辦法。所以，他和我弟妹商量了以後，說是你先回來再說吧。我很過意不去，那時他也二十七八了。我說到了上海，我肯定會想辦法。但那時候心裏沒底，哪裏知道有什麼辦法。
家裏就這麼大面積，爸爸媽媽，還有我弟弟，我們一家回來怎麼辦?後來我帶了一個兒子，睡在我家，在閣樓搭地鋪。我愛人帶着一個小的孩子住到她家裏，她家的人比我們還多，條件也比我們好不了多少。
分居了，這是沒辦法的。哪裏也不可能給我們提供四口人在一起的生活環境。我們就這樣分居了很長時間。
顧幸運：那個時候我們這些人，應該說年紀還比較輕的，許多夫妻長期分居真的不是一件事。好不容易一起回來了，卻沒辦法住在一起。
李良高：我下了班往哪裏去?我常常在馬路上轉，我連個落腳點都沒有。
採訪旁白：
家是什麼?當沒有一間房子的時候，家又在哪裏?環境有時候會決定人的心態。在這樣壓抑的生存空間下，家人之間也會變得難以相容。那種被家人排斥的陰影，至今埋在他們的內心。
安康：不止我們家，她們家也一樣，也反感。反感到什麼程度，她是老大，在家裏面，她媽媽有時候揍她，打她。
史美云：我媽媽那次打我的時候，我大女兒就在邊上。我媽媽打我，我也不能還手，真打。結果，我大女兒把我拉到邊上去，叫我不要哭。
安康：打她的意思實際上是趕我們回去，趕我們走。
史美云：她就說你們這樣還不如回去了。那回去又怎麼樣，那邊的東西都沒有了。只能忍着。
安康：我們沒有解決戶口，沒有解決工作，她父母親也着急，不知道這個狀況會拖多長時間，拖多少年，肯定是這個想法。
楊清良：很多上海青年受不了這樣的環境，跟父母兄弟姐妹吵、鬧，有一部分又回到新疆去了。
朱靜華：家裏人在那麼困難的情況下，能容納我們也是不容易。有一次我感觸很大，就是我的外甥剛會說話，他說大媽媽你的家在哪裏，你怎麼不帶我去?我當時就掉眼淚，因為上海沒有我的家。
剛回來最忌諱的一句話，不願意講的一句，我是新疆回來的。只要你走在馬路上，如果人家知道你是新疆回來的，就像看勞改放出來的差不多。
余加安：那時候沒有解決的時候，從新疆回來的，人家總是用貶低的眼光在看。去支邊的時候挺光榮，戴大紅花去的，現在回來了，到車上開口買票，坐公交車上說話，最好不要露出是新疆回來的，被看不起。
安康：回來以後，我們條件好的人幾乎沒有，離家時間長了，感情也差一些，家裏那麼多的兄弟姐妹，多數人都是家庭條件不好的到新疆去，給家裏減輕負擔，時間一長，感情就遠了。你回來又窮得要命，不是美國回來的，不是香港回來的，是新疆來的，還要佔我們一個地方。我們這批人在社會上被瞧不起，窮。
歐陽璉：關鍵是經濟問題。如果你是從美國回來的，國外回來的，身上有錢不是親人也是親人。
落戶口可以，保證不要房子
採訪旁白：
由於當初為返城在阿克蘇的請願被平息，其延續的後果是大多數自行回到上海的知青長年落戶無門。好不容易回來的，又不願再被退回。80年代初仍是憑票供應，沒有戶口，不要說無法證明你是誰，連吃飯都成了問題。
余加安：吃飯要錢要糧票。購糧證裏頭，一個人買一個人的糧食，定量的。我們沒有糧票，戶口沒報上，誰給你糧票。我那些老同學對我還不錯，聽說我回來了，每個月一家拿十斤二十斤糧票湊給我。後來有的說不對啊，給你糧票沒有購糧證怎麼辦?這樣吧，輪流給送點米來。
聶崇良：肉票、魚票、布票依舊都還是老樣子。我回來的時候一樣都沒有，戶口也沒有，吃飯就靠家裏面。
採訪旁白：
30年前的上海最緊張的是什麼?住房。如果你回來，把戶口遷回來，走進這個家庭，就要佔去幾平方米的權利。當時法院經常受理這樣的案子，知青帶着孩子回到上海，親朋不讓上戶口，怎麼協調都不行，最後只好簽字畫押，保證孩子長大之後，不要房子，才能落上戶。
安康夫婦在返城知青中屬於幸運者，他們兩個在等待頂替父母的公職，並按政策可以落戶。但房子成了落戶的難題，為得到一紙戶口，依然需要歷經周折。
史美云：直到最後戶口指標下來了，也是個問題，他家不給報，他弟弟不給我們報，我家也不給我們報。
安康：我弟弟把戶口簿拿走了，不給我報。因為擔心一報戶口，這個房子就是我佔了。
史美云：我們家裏考慮到我下面有兩個弟弟，房子就這麼大，22個平方，你說怎麼辦?父母還要考慮兒子，根本沒法考慮我們四個怎麼辦。
安康：後來她父親也看不下去，折衷了一下，說你們報戶口可以，你給我立上字據，保證今後不要家裏的房子。
史美云：我們馬上很爽快地寫了一個保證書，這樣才報上戶口了。
採訪旁白：
戶口，從過去到今天，在中國百姓的生活中一言難盡。那時，他們中間還有更多的人，把新疆發的戶糧關係和工資證明一直揣在口袋裏，遲遲無處落戶。
楊清良：要落戶口才能解決生計，沒有落戶什麼問題都不能解決。所以說，不是你有能耐沒能耐，當然真正有本事的，自己可以賺錢，那是另外的事，但是你沒有戶口，工商營業執照都不能開。
李小女(1963年進疆，1980年回滬。余加安妻子)：戶口報不上，三個證都還在自己口袋裏裝着，我們叫「袋袋戶口」。
楊清良：要不了多少時間，僅有的一點錢花完了。當時腦子裏一片空白，不知道做什麼好。戶口沒有，身上也沒本錢，又沒有好依靠的。在上海你簡直沒有叫天叫地可以應的地方。
晚上跑到鄉下抓蟋蟀，白天去賣
採訪旁白：
當發現自己一無所有的時候，就連後顧之憂也沒有了。他們個個開始了赤手空拳打天下。那個時候大街小巷，到處都有老知青擺地攤的身影。這些經過邊疆十幾年磨鍊的人，開始了八仙過海，各顯其能的謀生。余加安首先想起的，是當初在火車站接他回家的拉黃魚車的知青。
余加安：話說回來，我還真幹了這個事情。晚上怎麼辦呢?到碼頭上去拉客。從十里舖，一直拉到哪裏?拉到中山北路。那麼遠的路，一趟五塊錢。天冷，騎着黃魚車，把人家送到那裏，渾身出汗，汗在裏頭，更冷啊。半夜三更遇到那些聯防的和警察出來。你這個黃魚車哪來的，好了，把車子給收走了。
我又擺康樂球枱，擺在弄堂口，一毛錢打一盤。還不敢大大方方坐在外邊守這個攤子，交給弄堂里那些小傢伙，你們去，人家打，把錢幫我收回來就行。
周敦福：我擺了兩個康樂球枱，白天夜晚都有人玩。
余加安：又做小買賣，開始張口真難，你吆喝不出來，這做什麼生意。張口第一句，那是大着膽子來的：蘋果啊，蘋果。到後來，賣布，賣炒螺絲，做油墩子、蘿蔔絲餅。我老婆跑到老家的鄉下去賣布。在新疆不管怎麼樣，不需要這樣拼命想辦法賺錢，每月至少有工資，到上海吃飯成問題了，不賺錢怎麼辦?
顧幸運：我跟我爸爸講怎麼辦，人家都在外面做生意，現在沒有錢，我說算了還是做你的老本行。我爸爸做古今品牌內衣的，60年代他就是做古今品牌的師傅。好賣。我就擺地攤，賣女人的內衣內褲。
早晨五點在中山路小菜場放地攤，七點以後小菜場打掃了，天亮了要趕你，趕到中央商場。那個時候我們也有一個群體，大家都認識，旁邊有江西回來的，雲南回來的，也有新疆回來的。新疆的比例多一點，如果六七個人放攤，起碼兩三個是新疆回來的。
安康：那時候沒什麼打工的，也沒有外來打工的。都是有單位，一個蘿蔔一個坑。不過上海有些人喜歡玩那個蟋蟀，蛐蛐兒，每年玩這個的人很多。那麼人家就給我出主意，你去抓這個賣。到哪裏抓?到鄉下去抓，到郊區去抓。晚上不睡覺，拿個手電筒，抓好了以後，白天跑到蟋蟀市場去賣，一毛錢一個。
史美云：他做點小生意，賣賣魚蟲，批點水果賣賣，我想我怎麼辦呢?正好我們樓下人家要上班，孩子沒人帶，那我來帶。不管怎麼說，每個月收入不多，也可以。剛開始一個月15塊，後來增加了，18塊。
楊清良：咬緊牙關，跟在新疆一樣起早摸黑，做小生意，販賣海鮮，販賣蔬菜，就這樣子支撐着一點點熬出來。
採訪旁白：
與其說是個體經營政策給了許多人生路;不如說是許多人的苦尋出路，催生出了這樣的政策。
安康：還有人趕呢，不許我們賣。當時社會這個情況，不是你要賣橘子就可以賣的，不是這麼回事，要趕，要衝這個攤。有一次我不在，我老婆一個人在永安電影院門口賣橘子，人家公開欺負她，掉眼淚了。
顧幸運：馬路邊，九點鐘城管的要來，來了人家叫，注意有人來了，我們趕快把東西收起來跑回家。
周敦福：像我們擺康樂球枱警車來沖的，把盤子搶掉，不准擺。我說你們為啥要衝這個，人家要謀生的。他說你知道嗎，這個是賭博工具。我跟他講，這個是康樂球，健康的康，娛樂的樂，怎麼是賭博的。後來他說，你算幹什麼的?他以為我是上海人。我說不瞞你講，我是新疆回來的。
余加安：每天呢，四五點就到哪裏?到碼頭上接貨。跟鄉下來的那些人接上頭了，你的貨給我吧。正講着，後邊來兩個人把你褲腰一提，走，帶走了。有些東西不能放的呀，比如像那個蟹，對吧，一放時間長了，錯過時頭了，賣不出去就死了，死了就是錢。開始的時候還跟他說好話，把我們放了吧，我們回來混口飯。不行。後來人橫下一條心，跟他吵。我17歲出去，在外面艱苦那麼多年，回來，不做，沒飯吃;做，你為什麼不讓做。
採訪旁白：
曾在雲南插隊的王小波說過，天下知青是一家。這個特徵即使在回城各自謀生以後仍然延續着。而在新疆兵團一起過來的人們，這種緊密大概更勝一籌了。
余加安：我在浙江路電影院門口賣橘子，來個小流氓。問橘子甜不甜，我說甜的。他說我吃吃看，我說你吃吧，先嘗以後再說。他吃了，還要拿。我說你怎麼的?他說怎麼樣，吃你幾個橘子怎麼樣?這時候心裏真火，賺點錢不容易，你還白吃白拿，我秤砣拿了真想打。
邊上有個人說話了，他說小兄弟，你看看他是什麼人?什麼人?他是新疆回來的，你別看他今天一個人在這裏，我跟你說，只要動手，馬上有一幫子新疆回來的把你打扁了。他一聽嚇壞了，趕緊放下走了。
落戶海豐，三十幾歲重新開始
採訪旁白：
1982年，上海明確了針對新疆返滬知青的單頂政策。這是一種鬆動，只要夫婦一方符合頂替條件，就可舉家遷往江蘇鹽城海豐農場。海豐農場歸上海管轄，過去作為勞改農場，「文革」期間成為上海青年就近插隊的地方。在那些知青弟弟妹妹回城之後，這裏變成了新疆大哥大姐的落腳點。
大約有5000多個支邊青年家庭， 暫時擺脫了無戶口無工作無住房的處境，落戶海豐。這裏蓋起的宿舍，讓他們喜不自禁。
朱靜華：樂意，樂意接受。算了，去吧，還是去吧。挺不下去了，說實話，在上海真的挺不下去了，當時沒有選擇的餘地。
到海豐坐船去的，身上只有十塊錢，給每家發了50斤大米，放了一點油，還有放了燒飯用的草，就這樣，又安了一個家。
顧幸運：到那裏房子是現成的呀，看到那個房子可高興了，終於有自己的房子了。一大間一小間，大間二十七八個平方，給我們一家人綽綽有餘。
施華忠(1963年進疆，1982年回滬)：一個大隊十幾棟樓，我家當時就是兩室一廳了。這個是我和老婆的主臥室，兒子丫頭住這個房間，外面呢燒燒飯吃吃飯，格局非常好了。當初我們在上海沒有這麼大的房子。
余加安：我躺在床上，看看這個房子，突然之間我笑了。她問我，你笑什麼?我說不管怎麼樣，我現在有這麼一個家了，畢竟比原來在新疆的土房子要好，比在上海擠着要好。不管怎麼樣，總算有個自己的窩了。
採訪旁白：
儘管海豐農場地處相對偏僻的蘇北鹽城，距離上海還有相當一段水陸行程，但是時代的新風也吹到了那裏。生活剛一安頓下來，一些家庭潛在的危機也隨之顯現。
顧幸運：有的人回到上海來心變了，他還想更好。男的感到女的不頂用，或者女的感到男的不頂用，就發生矛盾了。
朱靜華：如果說哪個大隊要組織跳舞，那就到那個大隊去，當時把錄音機提來提去，提東提西的。
余加安：那時候搞些舞會，這裏有舞會那裏有舞會，舞會雖說條件不是怎麼好，但這些人經常在一起，感覺就不一樣了，為什麼感覺不一樣，因為原來夫妻兩個在新疆，不少還是湊合的。
朱靜華：問題都暴露出來了，沒有共同語言，在新疆的時候沒有共同語言不要緊，不需要有多少共同語言。因為除了你劈柴、挑水、幹活，外面的重活你女的幹不了，男的能夠去干，那合着過日子就夠了。
回到這邊不一樣了，矛盾凸現出來，因為不需要那樣了。而且最多年齡就三十幾歲，三十幾歲正是能夠重新開始的時候。
這些年除了挖渠種地，還學了點什麼
採訪旁白：
在單頂去海豐的人暫時心滿意足的時候，還有另外一部分連單頂政策都享受不到的知青，需要面對重新回到新疆的選擇。為了避免被送回去，40歲的聶崇良躲到無錫一家小廠去做工。
聶崇良：我表哥說你趕快到無錫去躲躲風頭，以後再說。那時候抓得很厲害，有一個抓一個。不給戶口，不給飯吃，家裏有新疆私自回來的在，父母親不要上班，待在家裏做工作，做好了，你再上班。看到這樣的情況，我就跑出去了。
周敦福：每次高音喇叭，站在樓上高音喇叭叫，有條件的，符合條件的到海豐，不符合條件的回去，上海你們不能呆，沒有工作給你們，都是講這些東西。最後有的是自願的，有的遣送回去。
而且小孩大了念書，不給念書，什麼都卡掉。我們孩子本來都是借讀，為了叫我們回去，不能借讀了，取消了。
採訪旁白：
周敦福再次登上西去的列車。到1987年，他又舉家和不少知青一起從新疆倒流回城。能夠享受雙頂政策的安康，是被人羨慕的。一旦進到母親原先的單位，等待他的又是什麼樣的工作呢?
安康：我媽媽在第一人民醫院是營養師。我進去以後，他問我有什麼特長。我說我沒什麼特長。剛開始把我分到食堂，之後調到掛號間掛號，放到收發室管信件、報刊，後來調到電梯間做電梯維修。
採訪旁白：
有一位頂替的知青遇到這樣的情況，勞資科長問：你有什麼技術或特長嗎?他好好想了想，這麼些年，除了挖渠，就是種地，還學了點什麼呢?最後他想起自己會打家具，於是趕緊說會木工。結果就是這當年「不務正業」的手藝，讓他得到了第一份工作。
恢復高考，老三屆知青中的部分人抓住機會一變而成為天之驕子。但新疆支邊知青就沒這麼幸運了，他們不單身處半軍事化的兵團深處，而且大多數都已超過30歲的報考年齡線。返城時選擇留在新疆的王祖炯是團里的秀才，但是高考與他無緣。
王祖炯(1963年進疆，2007年定居上海)：高考，聽說了，我壓根兒不會想它，因為很自卑，我只是個初二才上了13天的人，怎麼可能想登天去參加高考。我想，我們新疆的上海知青因為比後來「文革」中的知青，離開家鄉、離開知識、離開都市，要早了五年，這五年對我們來說，是磨滅你知識的五年。
魚姍玲：趕不上高考，因為年齡的限制，1977年恢復高考，我33歲，我們已經屬於條件範圍之外，年齡限制到30呀。而且已經成家有小孩了，根本就沒有精力去複習，又要工作，又是家務壓力。
採訪旁白：
安康自幼就有個學音樂的夢想，去支邊以前，他本來有機會考取音樂學院，但是錯過了。現在他不僅自己渴望圓夢，而且更想通過子女補償回來。
安康：我就萌發了一個想法，想買一架鋼琴吧，哪怕借錢。當初買琴是5600塊。一個月工資53塊，100多倍。買了以後，勒緊褲腰帶還這個錢。可是心裏很舒服，小孩子可以練琴了。
重新登上那趟列車，已經是一名列車員
採訪旁白：
改革開放之初的上海百業待興，這為閒置在海豐農場的知青勞力帶來新的轉機。為了多掙一份工錢，更為了作為回城的跳板，這些來自上海的人，又紛紛往上海勞務輸出了。
就像農村包圍城市，他們先落到江蘇，然後再到遠郊、近郊，一步一步接近上海。好像畫了一條曲線，所以這回家的路被拉得很長。
朱靜華：掃地、清潔工等等。而且當時好多廠都缺少勞力。
顧幸運：就是最低的活，最苦的活沒人干，就勞務輸出了。比如醫院裏的勤雜工，飯館洗碗什麼的，一般都是從海豐農場來的人。
李小女：手術室的手術服消毒，燙白大褂，我幹了十多年。
余加安：我做的事情多了，當過保安，跑過列車，看過車棚，自行車車棚。
採訪旁白：
就在大家紛紛埋頭忙於打理小日子的時候，他們當年返城的主要發起者歐陽璉，也在四年刑滿之後，隻身回到了這座城市。
歐陽璉(1964年進疆，1984年回滬)：我是1984年放出去了，我曾經當過採購，商店的採購，當過服裝廠的勤雜員。又做生意，虧了以後，通過海豐農場的勞務輸出，到化工廠當工人三年多。在長征醫院做護工，服侍病人。給人家洗魚缸。然後在電纜廠，接下來是看門的，做保安，看弄堂，幫人家看大門，大樓裏面做保安。那個時候我50多歲了。
採訪旁白：
借着勞務輸出的機會，顧幸運的丈夫，也是從新疆返城的知青，在上海火車站當上了搬運工。
顧幸運：人家運的大電器，行李託運，他們裝卸，送到倉庫里去。好多人做了兩天就跑掉了，辛苦，冬天都是滿身大汗，不能穿衣服，光着背扛行李。那時候他也四十幾歲了，最苦就是這三年，正好女兒念高中，要花錢的時候。
採訪旁白：
顧幸運經過努力，幸運地重新登上54/52次列車，成為一名列車員。大家開玩笑說，顧幸運你這個名字起得好，就如同向日葵，陽光總是照到你。她自己說，重要的是一個人心態要陽光，要積極。
顧幸運：我們新疆回來的，負責的車廂肯定特別乾淨。我們把廁所什麼的都沖得乾乾淨淨，再擠再忙，也要打掃好衛生。要評選的，我們都是五角星，從來不可能沒有五角星。所以列車長對我們評價很高，他有的時候對職工講起來，說你們在上海的不惜福，看看新疆回來的人怎麼幹活，你們怎麼幹活的?
我一看到探家以後從上海回新疆的知青，會特別照顧他們，這是沒辦法的，就是個感情問題。他們知道我們也是新疆回去的，很羨慕，說你們又走這趟火車了，你們運氣真的好。他們的情況都是沒有條件頂替或辦戶口，回不來的。
採訪旁白：
顧幸運還發現，就在這連接上海與新疆的列車上，在他們留下了多少往日情懷的車廂里，又出現了一批批知青兒女的身影。這些少男少女正當他們父母進疆時的年齡，而在80年代末，他們正以相反的方向，懷着別樣的心情，從新疆各個團場奔赴大上海，踏上那個對他們來說既陌生又熟悉、既遙遠又親切的城市。在那裏，將要開始與父輩完全不一樣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