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媒：投毒時代:起來!不願被毒死的中國人

有機產品，也是被「嚇出來」的

「投毒」時代的國歌

今世何世，多談食品安全不免被視為幼稚。

一則寓言告訴了我們，國人的體質事實上發生了顛復性的變化——

投毒時代，人蛇不再對峙，無論藥材還是食材，蛇都被追剿着，因蛇膽具有清熱祛火解毒的奇效，蛇們最先發現人好其膽而過於肉，故每有農民取了蛇膽後，以線縫合放歸的。蛇極靈性，被取膽者，他日捕之，則遠遠地側身曬瘡，以明無膽。漸漸地，一貫自負的毒蛇也「從了」，居然停止了咬人，因為它們每每發現，咬人，人不死，自己倒死了。被人活活毒死。

如此毒逾毒蛇的體質，當非一日鑄就，大抵20年來，國人的食譜被投毒者悉心關照，紅汞、二惡英、蘇丹紅、三聚氰胺、甲醛、抗生素、激素、農藥……日餌小毒，循序漸進，西方稱為「慢殺拿破崙法」，本該速死的拿破崙因此而苟延了很長日子，死得不露形跡。

互相投毒的時代。互相拷掠的時代。因為特殊材料做成的，我們一定比拿破崙活得更長，但是我們的後代咋辦？！

成批的孩子，糖尿病、高血壓，成批的孩子，大頭症、性早熟……人的天性，莫如愛子，你再狼性，對自己的孩子總該人性吧。

於是我們再唱國歌——

起來！不願被毒死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一個經濟總量已經居三望二的民族，所有曾經欺負過我們的列強幾乎都被我們甩到了後面，而我們，居然還得高唱「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良心照進廚房

我們都不曾親眼見證，一盤青菜是怎樣從農田走到餐桌。法規與監管，不可能如天網般網住食品安全的所有漏洞，只有良心才能照亮食品生產的整個過程。

是的，良心——聽起來不靠譜，卻是食品安全最後的盾牌。

食物暗箱

廚房就像一個黑箱，廚房以外的人，永遠不知道廚師往菜里放了什麼。這一點，過去的帝王最明白。所以外國帝王使用銀質餐具，用以檢測毒物，中國皇上有專門的試吃員，直接用人體試驗檢驗食品安全。現代社會，廚房延伸成為一個行業，對於今天的消費者來說，食品行業就是我們共有的「廚房」，但食品行業漫長而複雜的生產鏈，讓我們更加難以看到「廚房」里的真相。

「食品行業就是這樣的一個特殊的行業，如果不講良心，任何環節都可能出問題。」彭瑞衍在食品行業內做了幾十年，現在是上海食品添加劑行業協會的名譽會長。「食品是可以搗糨糊的產品。」這話聽起來有點怪，彭瑞衍列舉了食品的幾個特徵，用來證明他的論斷：

現代食品幾乎沒有靠一兩樣原料做成的，這就給「搗糨糊」提供了條件。比如麵包，我們都知道麵包的原料是小麥，但小麥的等級千差萬別，用同樣多的小麥，一個麵包的成本有可能是1塊錢，也有可能是10塊錢，甚至100塊錢。光有小麥是做不出麵包的，一個麵包里，食品添加劑、輔料的品種少說也有十多種，任何一種添加物的用量，都會影響麵包的質量。僅僅一個麵包，值得擔心的地方就不少。小麥是否變質？食品添加劑是否是正規產品？輔料用得對不對？更有甚者，不良生產商將根本就不能用於食品的化工原料投入食品，消費者卻渾然不覺。鴨蛋中的蘇丹紅、牛奶里的三聚氰胺就是駭人聽聞的例子。

食品還是一種極其善於「偽裝」的產品，通過加工後，種種缺點均被一一掩蓋，光憑食物誘人的外表，消費者永遠發現不了劣質原料和糟糕的加工環境。「一塊肉掉在地上，廚師撿起來扔進鍋里，你吃肉的時候能吃出來嗎？」多年前的南京冠生園陳餡月餅事件，就是最好的佐證，如果不是記者暗訪曝光，陳餡月餅會是一個永遠的秘密。不新鮮的肉可以用嫩肉粉「扮嫩」，沒有骨頭的骨頭湯可以被「一滴香」攪渾，經過蒸炒烹炸後，食物原本的缺陷被互相掩蓋。

講完上面的例子，彭瑞衍問：「難道給廚房裝滿攝像頭？或是每一口鍋邊站一名監督員？」廚房裏的事，天知地知良心知，如果起碼的道德底線崩塌，再多的監管也難守住食品安全。現代食品行業，食物的生產加工被分層層分解，餐桌上的任何食物，都經過了無數人的手，食品安全考驗着整個社會的誠信和良知。良心——這個看起來最不靠譜的東西，在彭瑞衍看來卻是食品安全最後的盾牌。

上海食品研究所技術總監馬志英，沒有完全贊同彭瑞衍的說法，他認為，正確的政策、法律、法規和有效的監控管理，才是實現食品安全的切實手段。

特別是近幾年數次食品安全事故後，食品安全法治趨於高壓狀態。9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對外公佈了《關於依法嚴懲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動的通知》。《通知》要求人民法院要準確理解、嚴格適用法律。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分子的定罪量刑，不僅要考慮犯罪數額、人身傷亡情況，還要充分考慮犯罪分子的主觀惡性、犯罪手段、犯罪行為對市場秩序的破壞程度、惡劣影響等。

對於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累犯、慣犯、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以及銷售金額巨大的犯罪分子，要堅決依法嚴懲，罪當判處死刑的，要堅決依法判處死刑；要加大財產刑的適用，徹底剝奪犯罪分子非法獲利和再次犯罪的資本；要從嚴控制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分子適用緩刑和免予刑事處罰。對於貪腐瀆職的國家工作人員，要依法從重處罰。

「問題是，我們的法律不少了，往往是執行中出現問題，執行法律的人，歸根結底不還是人心的問題嗎？」彭瑞衍反駁。

陰魂不散的三聚氰胺被他認為是最典型的例子，2年前，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引起軒然大波，當事人和企業負責人因此鋃鐺入獄。但僅僅事隔兩年，當年未銷毀的問題奶粉，再次出現在多個省市的市場上。「我們有法、有規定，但為什麼毒奶粉兩年不銷毀？為什麼未銷毀的毒奶粉會流入市場？這是人的問題，不是法律的問題。」

在民眾對食品安全充滿悲觀的情境下，良心，被政府部門和食品行業重提。今年6 月召開的第二屆中國食品安全高層論壇，主題被設置為「自律鑄就誠信」，與食品安全管理相關的國家4個部委和3個局的主要負責人，齊齊上場倡導行業自律。在強調了多年的法規與監管後，管理部門也最終發現，食品安全說到底要靠良心。

紅燈困境

在食品領域，良心、自律、誠信不是供人欣賞的奢侈品，它們直接影響食品安全。論壇上
國家食品藥品監管局食品安全監管司司長徐景和把食品安全事件的原因分為 「天災」和「人禍」，而食品生產者不講良心釀造的「人禍」，是影響食品安全的最大風險。「個別食品生產經營者違背法律，故意生產假冒偽劣產品和有毒有害食品，我認為是當前巨大的風險。我們仔細盤點，這幾年國家發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也可以盤點國外食品安全事件，主要問題是個別生產者突破道德底線生產假冒偽劣產品。」

「我不是說講良心沒用，所謂良心屬於誠信體系，是食品安全保障的一個方面，需要長期的思想道德教育和建設，但在中國社會目前的階段，食品安全還是要靠法治，靠政策法規和管理，最重要的是執行力。」馬志英說。他認為，發達國家的食品企業，自律被提到很高的位置，企業以此來樹立自己的誠信形象，博得消費者的信任。因此，很多企業的內控標準，常常遠遠高出國家標準。但在中國的現實環境中，不能把食品安全的「寶」，全部壓在從業者的良心上。

事實上，馬志英的觀點與強調良心並不矛盾，只不過，前者更多考慮現實環境，而後者充滿了理想的期待。現實的狀況是，大家都知道講良心是對的，但講良心的行為沒有得到應有的鼓勵和獎賞，誰講良心很可能誰吃虧。

相信很多人都經歷過「紅燈困境」：一群人等紅燈，一開始有三兩個人闖紅燈，在他們的帶領下，越來越多的人闖紅燈，如果你堅持遵守交通規則，比別人晚過馬路，你非但不能因此得到獎勵，還會被認為很傻。食品行業的自律面臨着同樣的「紅燈困境」。

在第二屆中國食品安全高層論壇上，不管是來自政府部門還是食品行業的發言者，都在強調只有堅守良心的企業得到鼓勵，食品企業的自律才可能實現。但現實是，儘管大家都知道自律的重要，但自律卻很難得到應有的獎賞。

「缺少自律，這不是食品行業獨有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只不過在食品行業這個特殊的領域，不講良心的害處很容易被暴露出來。」馬志英提到不久前的長江激素魚風波。一家環保組織日前公佈了一份報告，名為《「毒」隱於江———長江魚體內有毒有害物質調查》。這份報告顯示，在取自南京、重慶、武漢、馬鞍山四市長江中野生鯉魚和鰱魚體內，測出了被稱為「環境激素」的壬基酚 NP 和辛基酚 OP ，此外，部分魚體內還檢測出了重金屬。「像這種因為水體污染帶來的食品安全風險，已經不是食品行業的問題了。」國家食品藥品監管局食品安全監管司司長徐景和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中國的食品安全是中國社會治理的縮影。

「當趙本山的小品在春晚上宣揚如何忽悠別人的時候，我們怎樣去告訴大家良心的重要？」彭瑞衍承認自己扯得有點遠，但這卻是食品安全風險的源頭，在一個誠信得不到鼓勵的社會氛圍里，食品安全可能是最先崩塌的地方。

管不勝管

那些強調行業自律的人，並沒有否認管理的重要。

上海世博會食品安全迄今為止取得的管理成效，得到了普通市民和食品業內人士的一致認可。近日媒體報道，今年1-8月，上海市115家世博「中心廚房」抽檢合格率超過 98%。上海市食藥監督所負責人介紹說，100%的抽檢率、食物全追溯等「防線前移」的措施，在保障世博園區食品安全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世博會食品安全保障，建立在大量的人力、財力投入的基礎之上，把這樣一套嚴格的管理流程普及到廣大城鄉，短時間內不可能實現。馬志英介紹說，中國食品安全目前的困境，與小農戶分散生產、小企業數量龐大有着直接的關係，而要改變這種現狀需要漫長的時間，因此，「管理」在這樣龐雜的生產形式面前，常常顯得無力。馬志英最近參加了世博會丹麥館主持的有關乳品安全的研討會，他得知的信息是，十多年前丹麥也跟中國一樣，奶農戶數較多，經過近十年的兼併，養殖戶規模擴大，戶數減少，為當地牛乳品質的提高起到重要的作用。

國家質檢總局副局長蒲長城在論壇上介紹說，據不完全統計，我國現在有40多萬家左右的食品生產加工企業，獲得生產許可證的，一共有12萬家。有十六七萬家是獲得相關的證照，但是沒有獲得生產許可證。還有十六七萬家是什麼證照都沒有獲得的。「食品生產加工的空間很大，但企業規模都很小。在這種情況下，實現食品的質量安全，真真切切地要依靠企業加強自律，要建立質檢工作的執行體系來解決這些問題。因為在短時間內，不可能改變大量的規模很小、數量很大的食品生產加工小企業存在的問題，不可能在一夜之間解決這個問題。因此，從產業發展的角度來看，也還需要認真地解決好，確保加快結構調整，加快企業調整、建立誠信體系、完善監管制度。」

「可以說，政府對於食品安全的重視程度，現階段是史無前例的。我們國家每年投入食品監測的經費，是一個異常龐大的數字。」馬志英說。從第二屆中國食品安全高層論壇出席人員的級別，可以看出政府對於食品安全的重視，蒲長城特別提出，食品安全「關乎國家的社會安定，關乎我們經濟發展的全局，也關乎我們這個民族的形象」。

但問題是，頭頂數個部委，中國食品安全事故還是「按下葫蘆起來瓢」。

在馬志英看來，目前這種事後檢查的管理方式，也是食品安全管不勝管的重要原因。他認為，從已經發生的食品安全事故看，問題總是出現在食品生產的最初環節。投放三聚氰胺的是奶販子，海南毒豇豆風波出在種植環節，豬肉、牛肉注水也發生在進入市場之前。食品生產源頭，是風險最高的地方，但也同時是管理最為薄弱的地方。馬志英認為，在生產分散的現實條件下，更需要將食品安全監管重心，向食品生產源頭傾斜。目前將監測放在食品鏈末端的做法，不僅難以消除源頭隱患，也更容易讓消費者對食品安全失去信心。

相關政府部門當然也早已意識到監管靠前的重要性，但在一些地方，責任部門顯然還沒有把食品安全監管當做頭等大事。河南省審計廳的一項調查最近被曝光，調查發現，本該用於食品安全監測的專項資金，被各級部門挪作他用。河南是農業大省，為保障食品安全，近兩年，國家有關部門先後安排河南省農產品質量安全檢驗檢測體系建設項目26個，項目計劃總投資1.2億多元。調查顯示，從省農業廳到縣農業局，專項資金都有被挪用的情況，這些錢變成了車子或者房子。因為資金挪用和地方配套資金不到位，一些已經建成的項目，也不能發揮作用，成為爛尾工程。

「如果人心壞了，食品安全怎麼好得了？」彭瑞衍的話透着焦慮，聽起來也有些悲觀。他又拿一個家庭的廚房做了比喻：燒飯人是需要有愛心的，他應該是最值得信任的人。給我們所有人「燒飯」的，是食品行業的每一個環節，所以，用「愛心」來要求食品行業的從業者，決不是矯情。▲

高價買命

有這樣一些都市人，他們願意花高價買更健康的食物，他們願意下地種菜自給自足，他們自稱用力所能及的方式，逃避着對食品安全的擔憂。

媽媽種菜團

一個家庭里，誰最操心食品安全？毫無疑問，是每天為家人料理三餐的女主人。

翟敏就是這樣一位女主人，特別是有了女兒以後，翟敏把很多的心思，花在家裏的餐桌上。為了讓家人吃到放心而健康的食物，她不厭其煩地「折騰」，盡她力所能及的本事，捍衛家人的飲食安全。

從好幾年前開始，翟敏對菜市場上銷售的蔬菜、禽肉，疑慮重重，她的擔憂過去主要來自媒體的報道。最近，翟敏得知女兒的同學裏，有八九歲女孩被診斷為性早熟，這樣的消息，更是鞏固了她心中的擔憂。「魚是激素餵的，豬是瘦肉精養的，蔬菜里有農藥，反季節蔬菜要用激素，真是吃什麼都不放心。」

不放心怎麼辦呢？一家人三餐總不能少。最初，翟敏拿出求人不如求自己的巨大決心，在自己小院和陽台上種植蔬菜。她以照料花花草草的姿態，照料着陽台上的番茄、青椒，但效果卻不大好，「畢竟地方太小，種不出什麼來」。意識到地盤局限，翟敏開始謀求更大的種菜空間。

通過網絡，翟敏發現了一種租地種菜的模式，上海郊區嘉定一家農戶，願意出租土地給城裏人，一年租金800元，二三十平方米的樣子。翟敏租了地，把更多的時間和熱情投入在種菜上。一到周末，她就忙着開車奔向嘉定，時常帶上有耕作經驗的父母，提供現場指導。「我當然沒種過菜，但家裏老人會啊。」翟敏很幸運，擁有具備農村生活經驗的家人，一心培養女兒上大學的父母大概從未想過，這個從事國際貿易的新上海人，還會有一天向他們討教種菜的知識。

翟敏在嘉定的「地主」是「甩手掌柜」，除了幫着澆澆水，地里的形勢一概不管。種菜可不是朝三暮四可以糊弄的活，如果不使用化肥、農藥，更是需要搭上不少人工，費時費力。再加上翟敏經驗和技術有限，嘉定的菜地經營實在不怎麼樣。「長得不好，蔫巴巴的。」地里品種不少，什麼絲瓜、南瓜、菠菜、蘿蔔一應俱全，但品相實在上不得台面，也不夠翟敏家餐桌的需求。

因此，翟敏還得購買蔬菜彌補不足。「去超市買有機蔬菜，價格的確貴。」超市有機蔬菜的價格，是普通蔬菜的數倍。翟敏偶爾也去菜市場買菜，買回來用一種外國品牌、有除農藥作用的清潔劑浸泡15分鐘，一絲不苟。

眼見嘉定的菜地供不應求，翟敏又開始新的探索。現在，她參加了一家田園俱樂部，成為會員後，得到一片60多平方米的土地，平常由農場工人幫助種植有機蔬菜，俱樂部每周送菜到家。會員得閒的時候，也可以到農場親自下地，一邊是為了找個鄉野放鬆心情，一邊也可以監督農場，看看是不是真的有機種植。會員年費近 3000元，翟敏定了2份，也就是6000元，每周兩份菜4口人吃不完。

現在，俱樂部送來的菜成了翟敏家餐桌上的主要來源，算下來，每月蔬菜花費500元。跟一般從菜市場買菜的家庭相比，翟敏家蔬菜的花費可能是其他家庭的2 倍。不過翟敏認為「值」，只要能讓全家人健康，這點代價算什麼呢？除了蔬菜，肉類一定買品牌的，雞蛋呢，翟敏則依靠自己的判斷，向一名江蘇農婦訂購。農婦是翟敏在菜市場偶然遇到的，一臉本分，翟敏相信她售賣的雞蛋是真正的草雞蛋。價錢談好10元錢一斤，比市場上號稱的草雞蛋貴上三四元。

跟翟敏有一樣想法的都市媽媽不在少數，翟敏參加的俱樂部負責人苑檸告訴記者，他們的會員大多與翟敏類似：年輕媽媽、家庭收入不錯、對家人健康非常重視、對食品安全顧慮重重。苑檸的農莊沒怎麼打廣告，靠着媽媽們口口相傳，會員增加的速度超過了他這個老闆的預料。一到周末，俱樂部的農場裏，儼然是媽媽種菜團的天下。

吃上的貧富差距

另一位會員趙平人到中年，常常呼朋喚友地駕車下地。在姐妹淘里，她簡直就是一個健康飲食的義務宣傳員，她宣揚的中心思想是：為了吃得健康，多花點錢不算啥。

趙平對食品安全的擔憂，大多數來自她的國外親戚。「我們家在美國、日本的親戚回來，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潛移默化中，趙平也越來越不放心國產食品，現在，除了農莊提供的有機蔬菜，其他的食物儘量選購進口產品或者國外品牌。「過去窮，什麼便宜吃什麼，現在有能力了，健康最重要。」

三聚氰胺等牛奶安全事件後，趙平一家基本把牛奶也「戒」了，偶爾喝一點，要麼從國外帶奶粉沖調，要麼從電視購物里訂購進口牛奶。「前幾天電視購物的牛奶斷貨，我家好久沒喝牛奶了。」

一次又一次的食品安全事件，徹底擊潰了很多人對自己辨別能力的自信心。名牌又怎樣，「三鹿」曾經也享譽全國；「省優」 「部優」又怎樣，多少認證給錢就能買。信任崩潰後，一些人只好把價錢看成唯一「靠譜」的標準。「便宜沒好貨」——這儘管不是真理，但在食品安全無所適從的現實狀況中，有那麼一群人，寧願相信它。

「如果端上來一塊20元的牛排，我是不敢吃的，要知道，我們去超市買來的生牛排，就要好幾十塊錢一塊，20元的燒好的牛排，用的是什麼肉啊？」謝敏是上海一家希臘餐廳的老闆娘。與中國菜相比，西餐講究少用作料、原汁原味，對品相的要求也很高，如果牛肉注水，煎烤的過程會讓牛肉縮水變形。就算老闆娘想買便宜牛肉，艾麗婭餐廳的菲律賓大廚也不會同意，這位固執的大廚從不給老闆留面子，在他看來，如果端上桌的牛肉「縮水」，就是砸了自己的招牌。講究的原料也讓菜品的價格水漲船高，像這樣的西餐廳不是人人吃得起，高價的原料也不是一般家庭天天可以享用——這是殘酷的現實。有人不願意相信這樣的現實，但看看三聚氰胺事件的受害者，為何他們大多集中在中小城鎮？

上海市食品添加劑協會4年前曾做了一次調查，他們從全市十幾個早餐小攤點上買了油條樣品，送到檢測機構檢測，結果發現90%以上的油條鋁超標，嚴重的甚至超標10倍以上。鋁超標的食物可能引起老年痴呆，還會影響兒童智力發育。上海食品添加劑行業協會事後得知，相關部門對永和豆漿、新亞大包、肯德基等大型連鎖食品企業抽查的結果顯示，這些品牌企業油條鋁超標情況很少。

傳統上海早點被叫做「四大金剛」，油條名列其中，上海有上千個早餐攤點，有一種說法是，每天約有20萬人吃油條。散落在街角、菜場的油條攤銷售量大，還是餐飲連鎖店銷售的油條量大，我們沒有數據，但可以肯定的是，早餐攤點比連鎖店便宜至少一半的價格，對收入不高的普通百姓，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要便宜就吃不到好油條？這聽起來是一個可悲的消息，但事實並非如此。有業內人士介紹說，油條中的鋁來自發酵粉中的明礬，市面上已有銷售的無鋁發酵粉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當然，無鋁發酵粉目前的價格要比傳統發酵粉略貴，但一旦得到廣泛應用，規模效應會讓這種發酵粉價格逐漸降低。也就是說，如果油條攤點能夠使用無鋁發酵粉，可能會略微提高油條價格，但與健康代價相比，這個漲價可以控制在合理的範圍內。「問題是，油條攤的事兒，該誰去管呢？」

沒人管就自己管吧。既然沒有辦法避免吃進各種可疑物質，那就想辦法將它們排出來，於是乎，像張悟本一類廉價的排毒江湖術士，嗅到了廣闊的發展機遇。「把吃進去的病吃出來」——張悟本的口號直接叩響了民眾焦慮的心靈之門。

嚇出來的商機

有需求就有商機，既然有那麼多人願意「高價買命」，滿足這種需求的各種產業也就應運而生。

最近幾年，超市裏「有機」產品的貨架越來越大，連身在其中的從業者，也禁不住感嘆有機農業發展的速度。「有機農業」也是西風東漸的產物，不過在很多起步較早的國家和地區，有機農業用以吸引顧客的賣點，與中國內地完全不同。

從事有機農業的台灣人曹多柔就有明顯的感受，這幾年她每年到上海考察市場，發現市場上有機農產品的品種越來越多，生產商數量也快速增加。在台灣，曹多柔的農場通常去白領集中的大都市寫字樓做營銷，因為白領們關注環境，他們宣揚的是，有機農業不會污染生態環境，選擇有機農產品，是為了把清潔的家園留給子孫後代。

而在上海，大多數消費者選購有機產品，圖的是安全，有機食品的吸引力在於，吃進肚子的東西沒打農藥。

趁着大眾對食品安全擔憂之危，有機農業迎來了「大躍進」。苑檸介紹說，上海地區的有機農業企業，大概有幾十家，擁有二三百畝土地的大規模企業，也有近十家。記者在上海郊區一家大型有機農場看到，這家農場除了有機蔬菜以外，還養殖雞鴨和豬，號稱使用有機飼料，價格當然也比一般產品貴很多。

目前中國有機農作物與普通農作物的價格差距，高於很多國家。德國的有機蔬菜比普通蔬菜貴20%，台灣的價差在60%-70%，上海市場上有機蔬菜比一般蔬菜要貴2-5倍。儘管如此，有機蔬菜還是越來越被消費者接受。「從2000年起，我們的銷售額每兩年翻一番。」這家有機農場負責人說。現在，這家農場每天生產有機農產品3噸，主要通過大型超市賣場銷售，送菜到家的服務則只針對VIP顧客。

在快速發展的有機食品行業內，相關的服務也隨之誕生。一家叫做「智耕農」的機構負責人告訴記者，這家機構的工作，是搭建有機農業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橋樑，教育並幫助消費者選擇可以信賴的有機農產品。事實上，面對琳琅的有機農產品，很多消費者無法相信它們真的「有機」，多種多樣的認證也無法取得消費者的信任，這家機構事實上是在認證之外，試圖建立消費者的信任體系。

超市賣場，如今也把對食品安全的保障承諾，作為同業競爭的新武器。在上海一家賣場裏，把一包冰凍童子雞放在自助終端機上掃描條形碼，終端機屏幕上就會顯示這隻雞的所有生產信息。「養殖戶：楊小華。養殖地：江蘇東台許河鎮東進村」。屏幕上有楊小華的照片：一個中年男人，站在自家雞舍外。除此以外，水質報告、飼料檢測報告、包裝材料證書等資料的掃描文件，也能夠通過終端看到。

這套系統被叫做「可追溯查詢系統」，由麥德龍所屬的麥咨達創建。負責人羅愛軍介紹說，為食品供貨商建立生產、物流信息網絡，目的是讓食品從生產到餐桌的過程透明化。「透明不等於安全，但透明可以保障安全。」羅愛軍說。

在已經遠去的「熟人社會」，你家做的包子賣給隔壁家的孩子吃，你一定會考慮食品安全。而現代社會，食品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距離如此遙遠，甚至老死不相往來，這給監督和雙方之間的信任帶來重重障礙。生產信息的透明化，相當於把消費者搬來做生產者的鄰居。

歐盟已經要求所有食品實現可追溯。「可追溯還有一個很大的好處是，一旦出現食品安全問題，我們可以用最短的時間追溯到源頭，並把不良的影響控制在最小的範圍。」羅愛軍說。除了透明的可追溯系統，麥咨達還對供貨商進行管理。「比如你的農地有多少面積，應該買多少農藥，農藥用完後標籤和瓶子必須回收，我們通過回收包裝對農藥的使用進行監管。」

「可追溯查詢系統」投入數千萬，在企業看來，保證食品安全已經是一項「值得」的投資，對于越來越成熟的消費者來說，價格已經不是選擇商家的唯一標準，食品的安全保障，變成了重要的選擇因素。

當然，像這樣的超市，顧客大多為中高端飲食業商戶。而且，對於大多數普通百姓來說，從超市裏採購食物解決一日三餐，成本也會高很多。這又讓我們回到了那個的可惡循環中：「便宜沒好貨，好貨不便宜。」

高價買命是一種無奈之舉，價格不應該成為食品安全的攔路虎，再窮的人，也應該有權得到安全的食物。▲

激素吞噬童年

研究結果表明，當前的兒童已較普遍地受到EEDs的污染，而性早熟患兒受其污染的程度則要嚴重得多，證實EEDs是兒童性早熟的重要致病因素之一。

對於被查出問題的食品，FDA毫不手軟，生產商或銷售商都會受到處罰，且要花巨額費用召回相關食品。2002年，由於違規生產藥品，FDA對著名的先靈葆雅製藥公司開出了5億美元的高額罰金，堪稱FDA懲處紀錄之最。

誰來保護我的健康？

嚴厲的處罰和有效的食品來源追溯機制，對食品企業形成有力的威懾。因此，近年來雖然美國時有食品安全事故發生，但多數屬於疏忽導致的意外。發現問題後，除了FDA強制召回，食品企業也會選擇自覺召回。

隨着全球消費市場的演變，FDA的職責也在逐漸演變：側重點從最初的應對問題轉向如何防患於未然。FDA的觸角不但遍佈美國，甚至延伸海外，目標是發展成為一個「具有國際視野的機構」。

2008年11月19日，在中國「毒奶粉事件」之後，FDA在中國北京設立了首個海外辦事處，負責對中國出口到美國的食品進行監管，並且幫助中國建設和完善食品安全監管能力。同年，廣州、上海辦事處相繼成立。

在中國設立海外辦公室是第一步，FDA還計劃在印度、拉美、歐洲和中東設立辦公室。

目前FDA駐華工作人員共有13名，其中8名美國人，5名中國人。他們主要在中國關注3個領域，食品、藥品和醫療器械。駐華辦事處的任務之一是與中國食品藥品監督局建立合作關係，同時在華開展大量調查工作，發佈監測報告。

FDA 駐華辦事處主任高立麒(Christopher Hickey)在日前接受《亞洲製藥新聞》採訪時談到中美在藥品調查上的不同：「如果美國FDA要開展調查，我是指在美國國內，我們在全國各地都設有調查員，到處都有。這些調查員接到任務後便會着手開始調查，不僅僅是在藥品領域，還包括我們所監管的其他所有領域，他們會通過當地的區域性機構上報調查情況，並最終給出調查結果，監察員會對此進行審查，然後由中央政府對最終的監管結論進行審查。

「而我們在中國看到的是，總體上講，這樣的組織結構並不存在。比如，對於山東省的調查員所得出的調查結果，SFDA並沒有開展任何中央審查程序。這與我們的運作機制截然不同；這樣會產生更多的問題，因此，你也看到了，要管理好這樣一個有着13億人口的國家仍然存在一些挑戰。」

高立麒以藥品領域為例說，我們所面臨的挑戰是，至少在中國，事件原因調查顯然比有關NDA(支持新藥申請)或ANDA(簡略新藥申請)的調查項目要困難得多。「很明顯，當我們主動聯絡企業時他們會表現出非常不安的情緒，這是因為他們的產品存在一些潛在問題或者我們已經發現了證明其產品存在潛在問題的證據。」

從懷疑到信任

歐洲食品安全局也是在「食品危機」的背景下誕生的。

歐盟是一個由多個成員國組成的區域性組織。起初，由於缺乏一套完整的食品安全法規體系、食品安全危機應急處理與預警分析的行動機制以及食品安全信息發佈平台和交流渠道，所以在出現食品安全危機的時候，歐盟各成員國都是各自為戰，缺乏配合和溝通，損失慘重。

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是瘋牛症暴發流行期，主要的發病國家如英國及其他歐洲國家有大量的牛患病並被宰殺，發生瘋牛症國家的牛肉及牛肉製品的出口受到了嚴格的限制。

歐洲的食品安全治理由此出現公共信任危機，英國消費者協會曾經做過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3/4的民眾在食品安全問題上不信任政府。

面對歐洲議會對瘋牛症危機處理不當而遭受的譴責，當時歐洲聯盟委員會承諾調整內部組織結構，建立新的共同體食品調控機制，並且首次提出創建獨立的歐洲食品機構。

2000年，歐盟發佈食品安全白皮書，提出了成立歐洲食品安全局(EFSA)的建議，以協調歐盟各國，建立歐洲層級的新的食品法規，為委員會和成員國政府提供科學建議。

在歐盟執委會、歐洲議會和理事會的努力推動之下，EFSA於2002年正式成立，總部設在意大利的帕瑪市，主要目的是提供獨立整合的科學意見，讓歐盟決策單位面對食物鏈直接與間接相關問題及潛在風險能做出適當的決定，以提供歐洲公民安全高品質的食物；EFSA的成立，也對當時逐漸消失的消費者信心，提供了實質性的保證。

2006年1月，歐盟又頒佈實施了新的《歐盟食品及飼料安全管理法規》。歐盟食品新法規的主要原則是：食品和動物飼料生產者對於食品的衛生安全負有不可推卸、重要的責任，是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線。生產者必須保證其生產的產品是安全衛生的，唯有安全的食品和飼料才能被允許進入市場銷售，不安全的食品和飼料必須退出市場。

新的法規還建立了可追溯性的規則，強化了召回制和市場准入資格：所有食品、動物飼料和成分的安全性，都可以通過從農場到餐桌整個過程的有效控制加以保證。

在德國，食品追溯制度應用的一個典型便是為雞蛋編碼。為確保質量，每個雞蛋上都印有一串編碼，這些編碼就像是雞蛋的「身份證」，根據它能查出雞蛋來自哪國、哪地和哪個飼養場。如果雞蛋質量出現問題，有關部門可以一直追查到飼養場或雞籠。

由於歐盟是世界最大的出口聯盟、世界第二大食品和飲料的進口組織和主要全球農產品貿易單位，EFSA與各成員國之間建立24小時快速預警系統機制，互通食品安全的信息，發現和應對食品及動物飼料的安全問題。

2007年，歐盟各成員國共接到有關食品和動物飼料安全7354例，與2006年相比，上升了13.5%，歐盟各國政府及公眾對食品安全的警覺度都有了很大提高。

2009年，EFSA理事會通過了一個國際合作計劃，預計在未來5年內，憑着EFSA既有的學術優勢和經驗與其他國家的食品衛生安全中心(如美國的FDA)和聯合政府單位(如OIE，IPPC，EPPO等)合作，進而影響未來國際間關於食品安全評估的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