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聽眾朋友好，歡迎您收聽希望之聲【孫延軍暢談天下事】，我是主持人餘音，從今天開始，我們這個欄目，邀請孫延軍教授來和聽眾朋友們談談時事動態、世間萬象以及剖析人們的心態種種，希望能給大家一些啟發和思考。
孫延軍教授也許很多朋友已經有所了解，也有朋友可能頭一次聽到，那我這裏先做一個簡單的介紹。孫延軍在吉林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曾任首都師範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曾為北京市各高校青年教師主講培訓課程達八年之久，聽課人數達數千人；他同時兼任北京市高校師資培訓中心特聘專家；美國「中美精神心理學研究所」 顧問；中國心理學會理論心理學與心理學史專業委員會委員；《心理學探新》雜誌編委。他在學術研究方面的創見有：在重新理解人性的基礎上，重構當代心理學理論體系；以宗教信仰為核心，重建心理治療模式。
孫延軍教授在中國大陸學術界有廣泛影響。2008年孫延軍在美國學習訪問期間有幸拜讀了《九評共產黨》一書，令他幡然醒悟，毅然決然選擇公開退黨，同時辭去在大陸由官方任命的一切學術職務。孫延軍教授現在旅居美國。
主持人：孫延軍先生，您好。
孫延軍：主持人好，希望之聲的聽眾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我看到您的很多篇文章和演講中都揭露了中共利用學術研究來迫害民間信仰團體這樣的事情，您今天能和我們的聽眾也談談這方面的情況嗎？
孫延軍：好的。
主持人：中共使用科學手段迫害民間信仰團體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孫延軍：其實，中共從建政之初就開始使用科學的名義來鎮壓民間信仰團體，中共之所以這樣做，之所以鎮壓民間信仰團體，就是為了實現對中國民眾絕對的精神控制，但是當時中共剛從山溝里來到城市，它既不懂科學，也沒有完全控制當時的知識分子，而那個時候中共所一貫使用的暴力和謊言這兩種手段又非常有效，中共只是假借科學的名義為它的鎮壓運動尋找合理的根據和藉口。
科學研究被真正地用於鎮壓信仰團體是從1999年鎮壓法輪功這場運動開始的。本來中共認為鎮壓法輪功三個月就可以了，但是出乎中共的預料之外，三個月之後中共不僅沒有把法輪功鎮壓，而且在以後的一系列鎮壓運動中中共都慘遭失敗，因此從2000年開始，中共驅使學界開始大規模地介入了鎮壓法輪功和轉化民間信仰團體這樣一種犯罪活動。為什麼現在中共開始使用學術界呢？一方面中共現在已經完全掌控了學術界，另外它認為有學術界參與，鎮壓的效果會更顯著。
主持人：您說這個學術界，就是心理學界他們為什麼要參與轉化民間宗教團體的研究呢？
孫延軍：我想中國大陸的心理學界之所以捲入了這樣一場犯罪活動，有這樣幾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國大陸是專制統治，行政命令有一種絕對的效應，中國大陸的各個研究機構、各個高校不敢不服從中共的行政命令；
第二個方面由於最近一段時間中國大陸學術界實行嚴格的量化管理，就是最近十多年時間，所以很多學者他在他的學術生涯中面臨極大的生存壓力，他需要找項目、需要找課題去做，因此中共給提供的鎮壓法輪功這個項目對他是一個生存的機會。中共的腐敗也導致了整個學術界的腐敗，其他的項目申請起來非常不易，而鎮壓法輪功這個項目申請起來很容易；
第三，學術界很多學者不明真相，受了中共的欺騙宣傳蠱惑之後他認為法輪功這樣一種信仰是不應該存在的，是應該轉化他們的，所以他自己就自覺地糊裏糊塗地就加入迫害法輪功、迫害民間信仰團體這樣一種活動；
第四種情況，就是還有一部分人就得突出說一說，這部分人純屬學術界的敗類，他知道一切客觀事實，但是他就是想要作惡，就是想要借這樣一種方法來提高他自己的學術地位來獲得可憐的一點點好處，這樣的道德敗壞的這麼一批人。大體上學術界之所以捲入迫害民間信仰團體的研究就是由於這樣四種原因。
主持人：您說這個學術界，實際上主要是指心理學界，是吧。（孫：對。）如果是心理學界的學者他們具體採用什麼樣的方法研究呢？
孫延軍：我說的主要是心理學界，當然其他學界、學科，也在中共的淫威逼迫之下只要有可能他們就捲入了這樣一種研究。但是我自己熟悉的就是心理學界，我更多地從心理學這個角度來說一說。
在心理學界究竟使用什麼樣的方法來轉化法輪功學員或轉化其他民間信仰團體的成員呢？其實現代心理學各個流派所創造的這些方法，據我閱讀的資料看，他們都嘗試地使用了比如行為主義方法、認知主義方法、完形主義方法、精神分析方法、甚至包括人文主義方法等，他們都在使用，當然還包括中國大陸學術界認可的並且在流行的、教科書中介紹的一系列方法，比如觀察法、實驗法、統計、測量等心理學的一般方法，他能夠用到的方法基本都嘗試地使用着。
主持人：您能舉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解釋怎麼樣用這樣的方法嗎？
孫延軍：如果說所有的方法都一一介紹完了需要很長的時間，我主要不從理論上來講，只講個案。商務部原來有一個官員叫張亦潔，是位女士，張亦潔對法輪功的信仰非常堅定，但是因為她在國家機關工作，她的影響非常大，所以中央高層就下命令一定要轉化她。在轉化張亦潔的過程中，中共組織監獄和勞教所包括科學界給她設計了一個非常嚴謹的程序。張亦潔進入勞教所之後首先接受了心理測評。
這個測評管什麼用呢？就是要測出她人格的各個方面的突出特徵，抓住她人格中的弱點，然後去攻擊她人格的弱點。這個心理測評本來是評價一個人的心理健康程度，評價他的個性特徵，讓一個人更好的抑制他個性方面的短處或者說他個性方面的一些偏差，讓他更好地適應整個社會生活。但是中共正好反用了它。
中共根據這個測評就給張亦潔設定了一個嚴謹的程序，對她精神和肉體上進行了連續性的折磨。其中有一道程序是不允許她睡覺，我們知道健力士世界紀錄和現代科學研究中人不睡覺最長的記錄是十一晝夜，超過這個極限就會對人的身體產生不可逆轉的傷害。張亦潔不肯放棄她的信仰。那麼中共就不讓她睡覺，時間達到42天，每當張亦潔一打瞌睡的時候，中共（警察）就拿起冷水澆入張亦潔的衣領里，當時正好是嚴冬，冷水澆到身體上當然是寒徹骨髓，張亦潔就這樣42天沒睡覺。
當張亦潔經受了一系列精神和肉體的摧殘，已經到了她的精神和肉體承受的極限的時候，中共（警察）又給她放了一首當時膾炙人口的樂曲，中國大陸的聽眾肯定會很熟悉，這個樂曲叫「媽媽的吻」，講述了一個女孩對她母親的思念之情，這個樂曲一放立刻勾起了張亦潔對她孩子的思念，張亦潔當時有兩個孩子在學校讀書。這個樂曲給她放了，她當時就覺得精神都要崩潰了，她悲痛欲絕，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張亦潔也沒有放棄她的信仰。但是張亦潔經過這一系列的摧殘之後，幾個月之後她就從一個風華正茂的職業女性，變成了一個滿臉皺紋、白髮蒼蒼、面容十分憔悴的老太太的模樣。所以中共使用的這一套方法是非常殘忍的。
主持人：心理學界有多少人參與了這樣的研究呢？
孫延軍：中國連專科以上的學校都算上一共有2300餘所，現在由於中共好大喜功，喜歡搞運動，為了向民眾誇耀政績，教育部門官員都強迫各個高校去搞研究，所以這2300多個高校雖然有些學校不是搞研究為主，但也都象大躍進一樣、搞群眾運動搞研究，甚至很多中學也都在搞研究。
研究如何鎮壓轉化法輪功學員是中共下達的政治任務，除了這些高校之外，每個省市還有數量眾多的研究所，這些高校、研究所都要接受這樣的政治任務，都要完成這樣的政治任務，所以你想一想，兩千多所高校還有數量難以統計的研究所，那麼按照最保守的估計，在十年時間之內，一個科研單位它假如說為了應付任務，要完成這樣一項研究的話，最低的研究量就應該有兩千餘項。
主持人：這麼多的學校、研究所參與研究，您估計大約需要多少科研經費來支持這些研究呢？
孫延軍：鎮壓法輪功是國家行為，這場鎮壓運動投入的部門非常多，很多投入都是無形的，比如我們前面講的心理測評問題它實際上涉及很多環節的，他要測評，他先要制定一個標準化的量表，這些標準化的量表一般先要發放上千份的問卷，然後才能獲得標準化的量表，獲得的這個標準化的量表還要進行反覆測試，把它修正好，這個過程就要用很多被視、很多的科研人員的精力，人力和物力吧，要花很多錢。從一個科研項目的評審、申報到立項，都需要錢，都需要人力和物力，都需要時間，再把這些個研究結果應用到社會上檢查它的效用，這些也都需要人力和物力，需要時間，如果所有的這些環節都算成錢的話，肯定是天文數字。
另外有一些研究，比如象活摘器官這樣的研究，很多法輪功學員走出監獄以後，他們說他們被注射了摧毀神經系統的藥物，這樣一些研究，這些研究都是見不得人的。這些研究的數字也不會對外公佈，另外投入的部門涉及到有關統戰、宣傳、民族事務、宗教事務等等各方面行政部門，不僅僅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或者各個省市的社會科學基金和自然科學基金，以及教育部這個系列的基金項目，它包括很多的，所以這個數據是無法統計的。
中共把鎮壓法輪功作為一種科學活動，它就動用了整個國家全部的科研力量，凡屬它和法輪功，凡屬和宗教有關的科學手段能有的，它全用上了。所以這個數據如果一一統計出來，肯定是天文數字，但是我相信即便是中共倒台那一天，統計這個數據也是一個十分複雜的任務，所以這個評估在現在這種情況下無法精確評估它，只是這個數據我們可以做一個斷言肯定會超過我們現在所有人的想像。
主持人：中共投入這麼多人力、物力和財力來搞這個研究，這個研究比如心理學的研究對轉化信仰者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呢？
孫延軍：如果在一個自由的社會、在信仰者的人身自由不被控制的情況下，尤其是象對法輪功這樣的信仰者，應該說它起的作用是有限的。但是由於中共使用暴力手段，限制了法輪功信仰者的人身自由，把他們置於封閉的環境中，封閉了所有的資訊通道，另外它組織科研人員和監獄的警察們共同設計好了、並且不斷完善着這個轉化程序，使用這樣一種嚴密的程序，來施加到法輪功學員和其他信仰團體身上，許多法輪功學員，當然其他信仰團體也包括在內，在遭受了超過身體和心理極限的折磨的情況下，他們自己的主意識已經不很清楚的情況下，中共確實很多時候表面看來他們達到了他們的目的，所以心理學研究確實在這裏起了很大的犯罪作用。
主持人：中共投入這麼多來轉化或鎮壓信仰團體，中共為什麼這麼懼怕人們有自己的信仰自由呢？
孫延軍：我們知道中共是一個政教合一的政體，它的統治是建立在共產邪教的基礎上的，如果民眾有了自己的信仰自由，有了自己的信仰，就不會相信中共這種邪教，中共的政權就失去了它的意識形態依據，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理論根據，所以中共政權肯定會被徹底解體。
2007年12月18日中共黨魁胡錦濤召集全體中央政治局進行學習，這次學習第一次請了兩位宗教學的學者給他們做報告，這是中共第一次就宗教問題舉行政治局全體的學習。學習完之後，胡錦濤發表講話，提出「要從戰略高度，充分認識做好新形勢下宗教工作的重要性」。其實從中共建政之初它的歷屆領導者都特別重視對意識形態方面的控制，胡錦濤這個講話表明，中共將繼續舉傾國之力，全面轉化民間信仰團體，促使民間宗教或者民間信仰和它所謂的社會主義制度相適應，由此可見中共對信仰自由的恐懼，可謂深入骨髓。因此我認為在中國大陸民間信仰團體、特別是法輪功信仰團體他們將經受非常嚴峻的、非常殘酷的迫害鎮壓的考驗。
主持人：您是心理學方面的專家，在學術方面已經很有建樹，那您當年為什麼沒有參與這種研究呢？
孫延軍：我當然接受過這種研究的動員，但是我都以種種理由拒絕了，首先我認為這種研究是不道德的、不正義的，是一種犯罪行為，作為一個學者，作為一個人我不能參與這樣的事。人還是應該有自己堅守的道德底線吧。另外我的很多師長和學友他們都修煉法輪功，他們學問做得非常好，作人也作得非常好，平時給我很多幫助，他們是非常好的人。我覺得如果在他們受難的時候我做了這樣不正義的事，今後我無法面對他們。因為我這個人我之所以選擇科研教學這個職業，我是真想做點事，真想做點學問，而不是說以這樣一個職業在學界混一碗飯吃。通過以上考慮我想我不應該做這樣的事。
主持人：您想對中國大陸的學術界的人士說點什麼嗎？
孫延軍：我想有這麼樣幾點跟中國大陸學術界的人士說一說。
第一，我們知識分子從中國傳統的角度講，他有這樣一種責任，他要為國家和民族擔當這樣一種道義和責任。特別是當國家處在危亡時期，中共統治下我們國家確實處在這樣一種危險狀態下，這正是知識分子實現自己道德和勇氣的時候，而不是與他們同流合污，我希望中國知識界不要做讓自己後悔的事。
鎮壓法輪功的事情，做這樣一種科學研究的事情，是科學界的恥辱，是一種犯罪的行為。我想誰做了他都會後悔的。「多行不義必自斃」，中共它的倒台是必然的。中共倒了，中共這些幫凶難免也遭到清算、遭到應有的報應。
我想為了你自己的前途和未來、為了你家人的前途和未來，我忠告大家堅決不要做這樣的事。
謝謝孫教授，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裏了。非常感謝聽眾朋友的收聽，我們下次節目再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