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亞洲中將撰西部論『縱談西進戰略『 何清漣點評

    中國西部是一個偉大的空間。向西，不僅是我們的戰略取向，而且是我們的希望，甚至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宿命。優異的地理位置(接近世界中心)給了我們強大的動力。我們應當把西部看作是我們前進的腹地而不是邊疆。

    新時代的「塞防」與「海防」一百多年前，清朝政府內發生了一場大爭論：要海防還是要塞防?當時的形勢是：西方列強屢屢從海上打擊天國。到了 1874年，甚至新興的「彈丸小國」也借「牡丹社」事件為由發兵台灣，而在此前的1871年，沙俄剛剛借阿古柏入侵新疆之機以「代為收復」為名佔領軍事要地伊犁。於是，到底是「海防」重還是「塞防」重的爭議，在以李鴻章為首的海防派和左宗棠為代表的塞防派之間展開。這場大爭論，不但將地方封疆大吏紛紛捲入，亦將朝中清流和滿清宗室卷了進來。海防派的觀點是，近幾十年來，外敵入侵皆自東南海上而來，尤其新崛起的日本將來禍患必甚於沙俄，按照江蘇巡撫丁日昌的說法是，俄人對我「不過得步進步，志在蠶食，不在鯨吞」;而倭寇待我則「志在鯨吞，而不在蠶食」。而左宗棠則認為：中國的山川形勝，皆起自西北。棄西部即棄中國：「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左宗棠塞防的邏輯比之李鴻章一派的邏輯更清晰嚴整，打動了最高決策者慈禧。遂有左宗棠輿櫬出關，湖湘子弟定天山的歷史壯舉。對當年的「海防」與「塞防」之爭，今天的歷史通常完全站在左宗棠一邊，畢竟「歷史不會譴責勝利者」，而堅持「海防」的李鴻章卻因在後來的甲午海戰中一敗塗地，一百多年來承擔了太多的罵名，以致他的名字長時間成為投降派和賣國賊的代名詞。不過，如果重新審視歷史，對當年的「海防」「塞防」還能做另外一番假設的話，也許後人的評價又會不同。左宗棠征西期間，每年軍費超過1000萬兩白銀，相當於清廷當時1/6到1/7的財政收入。即便有紅頂商人胡雪岩的大力襄助，清廷維持高昂的戰費依然力不能支，被迫大把大把向西方銀行借債。左宗棠征西，不算平定之後的維持花費，僅戰費保守估計就約在3000萬兩白銀以上。這筆錢若花在海軍建設上，它足以購買20艘定遠、鎮遠這種亞洲第一巨艦。以當時日本的國力，即使北洋海軍再腐朽，日本人再玩命，在壓倒性的物質力量對比面前，也不會出現甲午一戰，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中國賠償2億兩白銀、割讓台灣的悲劇。是不是可以這樣說，滿清打贏了收復新疆之戰，但輸掉了決定國運之戰?然而，歷史不可假設。以當時滿清的眼光，這筆錢不花在急需的新疆上，也不會全部花在添造艦船上，雖或可多保持幾年對日本的海軍優勢，但甲午一戰很可能只是推遲10年或20年爆發。尤其是，李鴻章當年認為，新疆即使收復，不過是「徒收數千里之曠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為不值」。當年的西北的確是「漏卮」之地，收復新疆後，每年需從內地協餉幾十萬兩方才得以維持當地軍政系統的正常運轉。但是，誰能料想，「漏卮」之地的黃沙下，竟然埋着今天急需的黃金呢?在今天，新疆之於中國，遠不止地緣上巨大的安全緩衝，其無可替代的能源地位，對中國的能源安全擁有極高的戰略地位。尤其是，新疆是一塊極其重要的戰略跳板：新疆西部陸路與中亞地區接壤，南部出巴基斯坦海路可直達印度洋和霍爾木茲海峽。如果能最大限度發揮新疆的地緣優勢，將中東和中亞 —裏海地區的石油天然氣通過新疆輸送到中國內陸地區及其港口，則可避開傳統海運路線上馬六甲海峽這個易被人控制的咽喉。中國新疆地處亞歐大陸腹地，扼守新亞歐大陸橋的咽喉地帶，是連接中國與中亞和中東各國最為便捷的陸上通道之一，也是利用周邊國家資源和市場最為便捷的省區之一。如此突出的地緣優勢，在當代世界各大國中都少見。所以，今天的中國，依然面臨着一場新時期的「海防」與「塞防」的選擇：，我們必須回答一個問題：新世紀中國的戰略側重點究竟是「東急西重」還是「東西並重」，或「東緩西急」?我認為解決中國問題應逆時針方向而動，先解決塞防，再解決海疆。西部和東南沿海當然是一種互動關係，但是，台灣出事，西部不一定出事;西部出事，台灣一定出事。台灣與大陸同種同族同文化，即使出了問題，將來也會回來。新疆和西藏是多民族，一旦出去，回來的可能性甚微。戰略向西，既有國家利益的考慮，也含無奈成分。我國現代化戰略是從東部起步的—改革開放興起於東南沿海。凡二十年，東南沿海已成中國經濟發展的龍頭，成為無可爭議的財富聚集地。以中國為核心的包括香港、台灣、澳門在內的「大中華經濟圈」已呈現光輝前景。我曾稱此地區為「人民幣地帶」。中國的經濟重心在這兒，但中國的致命弱點也在這兒—沒有防禦縱深。東部是中國經濟得益最重大的地區，也是外部戰略遏阻力量最強大的地區。美國構築的「第一島鏈」，像絞索一樣地套着我們的頸項。台灣問題就在這些年被活活地弄成了一個危機，不也是這個原因麼?海峽風雲變幻。美國和台灣制定出轟炸上海、北京、香港的方案，甚至有突襲三峽大壩的計劃，凸現出我東部戰略形勢的惡劣。中國現代化一起步就來到海上，但剛到海上就被擋住，再也無力東進。東進既無路，遂有西部大開發戰略。戰略既西，東守則勢所必然。守則緩，緩則安。

    能源安全：大國的命脈今天要是有人問，為什麼當年是秦國統一了東方六國?得到的回答肯定是：因為秦國實行了商鞅變法，變法後的秦國是個能有效調動全社會資源的軍國主義國家。但是，變法更早的魏國富國強兵為什麼不但沒能統一其他國家，反而在變法後，卻連吃敗仗呢?其實，想一想德國為什麼迅速崛起卻又兩次在大戰中失敗，就能找到魏國為什麼失敗的答案了。我們只要打開地圖仔細對比一番，就可以發現，魏國當時所處的位置恰好與德國在歐洲所處的位置相似，不過是方向相反。在地緣位置上，魏國和德國都處於強國林立的腹心位置，德國兩次失敗和魏國兩次失敗都有一個驚人的相似之處：缺少戰略縱深的本土同時在兩個方向遭到敵人的夾擊。而當年的秦國，背靠着廣袤的西戎諸國，進可攻，退可守，像極了蘇聯。新疆為什麼重要?西部為什麼重要?想一想戰國時代一度崛起的魏國，想一想歐洲崛起的德國。左宗棠曾言：「中國強盛之時，無不掩有西北。」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的兩千多年中，中國出現過三個黃金時代：一、漢朝劉徹時，「武皇開邊意未已」，中國疆土擴大一倍;二、唐朝貞觀之治;三、清朝康熙和乾隆時，疆土再翻一番。這三個朝代都有一個特徵：對西部擁有無可爭議的控制權。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發於南，興於西，而決勝於東北。看來西部是中華崛起的必由之路。西部有了底氣，東部才能拼得起。新疆除了在地緣政治上佔了鰲頭外，還是支持中國二十一世紀持續發展的資源替補地。大國的戰略資源，絕對不可以沒有安全穩定的來源。德國當年失敗，除了地緣位置天然不利，還有一個就是其重要戰略資源幾乎全部依賴進口，而且很大一部分須走海路，而海路從來就死死卡在大英帝國手中。今天的中國，比任何時代都更依賴能源礦產，而中國這種人口規模的國家，一舉一動都會牽涉到其他國家的利益，而中國的富強甚至將觸犯世界眾怒。世界資源有限，你多了，我就少了。克林頓還在中國汽車普及率極低的時候，就反覆強調，中國發展過多的汽車工業，將對其他國家的能源安全構成威脅。今天，中國突然之間變成了公民在海外被綁架的世界頭號大國。為什麼?因為中國是一個遲到者，世界上能源礦產最豐富的地方、最方便開採的地方、最方便運輸的地方，幾乎都已被先來者划進了自己的勢力範圍。留給中國人的，只剩下那些政治上最動盪、最不安全的地區，典型如非洲的蘇丹、尼日利亞等，那些地方都是西方國家棄之不用之地。即使中國人拼命把腳伸進那些最不安全的地方，中國依然面臨着嚴重的能源礦產饑渴。今天，中國領導人的出訪，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為了中國的能源安全問題考慮，能源外交早已上升成為中國政府最重要的外交考量。這就是遲到者必然要付出的代價。目前，中國原油進口的60%以上來自局勢動盪的中東和北非，中國進口石油主要採取海上集中運輸，原油運輸約4/5通過馬六甲海峽，形成了制約中國能源安全的「馬六甲困局」。中國石油進口的大動脈不但就橫在美國海軍眼皮底下，甚至也要通過印度海軍控制的地區，中國能源的脆弱性可見一斑。只有一個地方，既有豐富的能源礦產資源，同時又不是極度危險、海外公民隨時面臨被綁架被恐怖襲擊的地方，更重要的是，運輸通道不易為任何其他大國掌控截斷，這個地方就是緊鄰新疆的中亞地區。這個前蘇聯自家的後院，不但盛產石油、天然氣而且還盛產鈾等重要戰略礦產資源，而且還恰好與新疆的油氣煉化和輸送管道鄰近，只要再多鋪設管道，就可與新疆輸送內地的管道相連。最重要的是，因為蘇聯的解體以及俄羅斯影響力的式微，它是一塊未被先來者圈定的風水寶地。由於中亞地處內陸，完全沒有出海口，油氣資源只能通過管線經陸路借道輸出。理論上，中亞國家油氣管線輸出路線，應通向最近的出海口，故或者向西進入伊朗，借伊朗獲出海口，或者向南經巴基斯坦抵達印度洋出海口。就近通過出海口輸出油氣，除了路程更近外，更重要的一大優勢是，它不會受制於某個特定客戶。但問題是，雖然伊朗的路程最近，但伊朗局勢不穩，缺乏必要的政治安全，且政治上互有牴牾;而向南路線，則要經過阿富汗—巴基基斯坦通道，這裏更是世界上政治局勢最不穩定的地區之一。所以，中亞地區的油氣資源最後只有如下幾個方向的選擇：一、「北油南輸」：中亞東部的油田，走西伯利亞南部的鄂木斯克經哈薩克斯坦東部巴甫洛達爾、奇姆肯特抵達烏茲別克斯坦，再由以上各站點的煉油廠向各國輸送油品;二、「油氣北上」：中亞西部的油氣沿裏海東西兩岸把油氣輸到俄羅斯，除供給其煉油、石化中心外，還經俄羅斯管道網向西輸送。三、「東輸中國」：管線進入新疆後，與新疆現有管線網絡相連，直接進入這個單一的能源需求大戶。前兩條線路，都是蘇聯時代修建，也因此，只要不走中國方向，所有中亞油氣資源最終都要借用俄羅斯的管線和碼頭。目前，中亞已穩定發揮作用的輸送管道，正是蘇聯時代的 「北油南輸」和「油氣北上」，這是蘇聯時代工業佈局的歷史遺產，這種單一路徑其實並非中亞國家所樂見，因為俄羅斯因此獲得了主導權，但短時間內卻難以改變。這也充分體現了管線這種長期戰略投資，雖然投入大、困難多，但一旦建成，效用深遠，澤被子孫。大國對其油氣工業和經濟命脈(特別是油氣出口管線)的盡力控制，使其在經濟和油氣發展上顯示出一定程度的被動性，故中亞國家爭取油氣輸出多元化與中國謀求石油來源的多元化，利益高度一致。

    中國在中亞的存在感謝祖先，為我們掙下了這樣一塊特殊的土地。當我凝視中國地圖的時候，總是久久地把目光粘在西部。有人說中國地圖像公雞，我卻看它像雄鷹。它展開翅膀的時候，向東應該覆蓋太平洋，向西應該覆蓋中東。當它飛翔時，應當叼起整個地球。如果說東部是它的頭，西部則應當是它的重心。沒有重心它是飛不起來的。這塊重心的地理位置極出色：廣袤遼闊。天山、阿爾泰山和阿爾金山猛烈隆起。塔里木、準噶爾款款躺下。這就是著名的「三山夾兩盆」。這裏遠離海洋，像一把鐵矛刺入亞洲腹地。這個環境絕佳的特殊地理單元本身就是中亞的一部分。美國和當年彼得大帝做夢都想控制的「中亞走廊」有相當一段就在這裏。此地的文化魅力更大。全世界歷史最悠久、範圍最廣泛、影響十分深遠的文化只有四個，那就是中國文化、印度文化、希臘文化和伊斯蘭文化，再也沒有第五個。這四個文化的交匯處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西部再也沒有第二個。習慣上，人們把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國和新疆統稱為中亞地區。它是上天賜給今天中國人最豐厚的一塊蛋糕。中亞地處全球油氣供應的中軸的中部，南鄰中東，北接俄羅斯的伏爾加-烏拉爾油氣區和西伯利亞油氣區，西連裏海油田，是世界僅存的擁有巨大油氣潛力區之一。據評價，塔里木、準噶爾及吐哈三大盆地共蘊藏209億噸石油資源和10.85萬億立方米天然氣資源，分別佔中國陸上油氣資源總量的30%和34%，為中國油氣勘探潛力最大的省區。西出新疆，哈薩克斯坦陸上探明石油儲量為54億噸，天然氣為6萬億立方米;土庫曼斯坦石油儲量為63億噸，天然氣儲量為15.5萬億立方米;烏茲別克斯坦石油和天然氣儲量分別為3億噸和2萬億立方米。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雖然油氣儲量較少，但卻可以是重要的通道國。中國與中亞國家的能源合作始於1990年代，但近幾年，中國國力的急速增長以及趁着美俄兩國在該地區缺乏積極主動的作為，中國已經在該地區展開一場盛大的消費狂歡活動。中亞地區已經迅速成為中國海外固定資產投資最多的地方。

    中亞：並不穩定的腹地雖然英國曾在歷史上試圖染指滲透中亞地區，但在傳統上，中亞卻一直是俄國的腹地。蘇聯解體，為其他勢力進入這塊最後的蛋糕提供了天賜良機。除中國外，目前，僅盯着中亞地區能源去的就有美、英、法、德、意、土、加、日、印、沙特、韓、俄、阿根廷、匈牙利、阿曼和阿聯酋等20多個國家的50多個公司。業務集中在石油勘探開發和原油煉製及銷售等項。在爭奪大戰中，最活躍的，自然當屬美、俄、中三強。小國在這裏爭奪的是油田氣田，大國進入的方式，則是通過管道，以永久性地改變其石油和天然氣的輸送走向。目前，中國在中亞已建成和正在建設的油氣管線，已經極大地改變了中亞地區油氣輸出格局。中國與中亞之間的已有了被高度鎖定的經濟聯繫。今天，中亞局勢對中國極為有利的形勢是：中亞雖然四周有俄羅斯、北約、伊斯蘭世界和印度，但地域遼闊，單個力量中心作用有限。目前，各大勢力在中亞博弈的過程中，對中亞的影響此消彼長，尚未有哪一種勢力單獨控制了中亞，中亞也沒有形成鐵板一塊完全投入某種勢力的懷抱，處於一種動態的均勢之中。對中國最重要的競爭者而言，在中亞傳統影響力最大的俄羅斯，處於一個長期看實力相對衰落的下行通道中，尤其是 2008年以來，金融危機打擊和石油價格下跌雙重因素，導致俄羅斯經濟投入能力急劇被削弱。而美國和歐盟由於地緣位置原因，對中亞地區的投入和關注度有限。相對而言，中國佔有極大的優勢。今天，中國已用無聲的行動表明了對「向西發展」戰略的重視，但是，向西發展並不僅僅意味着只是經濟的投入，長期來看，中國更面臨着如何保有在西部巨大國家利益的考驗。就地緣政治戰略而言，中亞位於亞洲通往歐洲的陸路樞紐上，歷史上的「絲綢之路」和現在的第二座歐亞大陸橋都經過這裏，新疆是「克什米爾—維吾爾—藏族『獨立走廊』」核心地段，同時面臨着內部和外部民族分離勢力的衝擊。而「突厥走廊」在這裏與俄羅斯和中國交匯，也使中國在中亞的國家利益博弈中，不但博弈的鏈條變長，而且要平衡考慮的問題也更為複雜和深遠。先是新疆的民族問題。中亞與新疆10個民族跨界而居。中亞國家與新疆地區的大部分居民都信仰伊斯蘭教，以突厥民族為主，民風民俗相近，生活習慣相似，民族認同感強，雙方溝通容易。其優勢是，它為中國與中亞區域經濟合作提供了極大便利。其另一作用是，一旦國內民族問題處理不好，就會直接波及影響到境外，搞不好，國內的民族問題很容易就變成周邊國家居民對中國的感情問題。對中亞五國來說，雖然突厥民族在伊斯蘭世界中素來以溫和着稱，少有極端宗教傾向，尤其是部分中亞國家穆斯林已高度世俗化，生活方式與非穆斯林無顯着區別。但民族問題和政治穩定性問題，卻是中亞國家的隱憂。歷史上，中亞諸突厥民族有着複雜難解的歷史淵源，往往難分你我，而後來蘇聯的民族識別和民族劃界，則為中亞諸國的民族爭端和領土爭端埋下了導火索，任何一個國家國內的民族問題都容易變成兩個甚至兩個以上國家的矛盾。而中亞國家目前的政權，大都脫胎於蘇聯統治集團，獨裁統治雖可保證短期的政治穩定，但長期看則難免出現政治動盪的複雜局勢。中亞是最容易發生顏色革命的地方。最近頻繁發生政治震盪的吉爾吉斯斯坦，典型地表現出了其特有的中亞社會不穩定癥結：北方的吉爾吉斯人與南方的烏茲別克人的矛盾衝突、政權的合法性和代表性不足。而吉爾吉斯斯坦的問題幾乎存在於每一個中亞國家。某種程度上看，民族問題加上不民主的政治制度，中亞多少存在巴爾幹化的隱憂。中亞再往西去，便是俄羅斯視為核心利益之所在的高加索地區。高加索地區實際上已經是另外一個巴爾幹火藥桶，它之所以未發生爆炸性衝突震盪，是因為俄羅斯在此尚擁有壓倒性的力量，同時，也沒有第二個強國敢在此與俄羅斯公開對抗。但是，如果伊朗政權在外界滲透和制裁下發生突變，則庫爾德斯坦、格魯吉亞問題可能會一起爆發，高加索地區目前的穩定很可能會被打破，震盪不但將長期持續而且很可能會波及中亞地區。中國的問題在邊疆，邊疆的問題在新疆，新疆不穩定，則中國在中亞的國家利益保障無從談起，新疆既然不應被視為邊疆，而是以腹心之地視之，則應放寬視角，廣泛學習那些成功緩和了民族矛盾乃至分離主義傾向國家的經驗，本着為千秋萬代子孫着眼的歷史高度，以大智慧解決民族矛盾。

    除了金錢的力量，我們還有什麼力量隨着中國經濟實力持續而強勁的增長，中國對事關國家大政方略的財政投入能力空前提高，甚至讓西方老牌發達國家瞠目。但是，錢多了只意味着國家硬實力的增長，不意味着軟實力有了相應提升，因為很多難題並不是只靠堆錢就可以解決。今天的中國社會，令人擔憂的一個現象是，從上到下都洋溢着有錢好辦事、錢能擺平一切的熱情。它帶來的是急功近利、用錢買路的邏輯和行為方式，完全忽視必不可少的長期細緻工作，以及自我形象的提升。用錢開路，只有油水情而絕無魚水情，換來的往往是順水推舟、要價一路水漲船高。以中國在非洲的投資為例，中國商人在國內直接用錢向官員買路的行為方式，在這裏被發揮到了淋漓盡致的程度。但是，非洲的政府對社會的治理能力和控制能力遠無法與國內相比，錢只是擺平了官員卻擺不平當地老百姓，當地部族游擊隊隔三岔五扔個炸彈或發一封恐嚇信的事情經常發生。而且，金錢開道的方式不但使這些官員的胃口越來越大，也讓當地百姓對中國政府、中國企業的形象極為反感。而西方國家進入非洲一類國家時，通常既有耐心打通官員的一面，又有提出苛刻條件約束其行為的未雨綢繆，同時不忘對當地社會進行有效滲透和攻心工作。經濟的一條腿伸進去時，文化和政治輻射的一條腿也伸了進去。單以金錢開道，雨來地皮濕，雨過一風吹。作為一個第三世界國家，中國與第三世界國家打交道的經驗，往往反不如西方。談到中亞，我們的視線首先會落在俄羅斯和美國這樣的競爭對手上，但拉開了距離看，恐怕最有力量的競爭對手，是土耳其而非美國和俄羅斯。俄羅斯有軍事力量沒有經濟力量，更缺乏道德和文化的號召力;美國什麼都不缺，但中亞只是它推行「自由民主聖戰」和大國角逐戰略的疆場，它無意也無心經營中亞;而土耳其則不然，雖然它既無足夠軍事力量也無足夠經濟力量，但它卻在突厥民族中擁有無與倫比的價值觀和文化的感召力。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土耳其是伊斯蘭世界和突厥世界中，世俗化和民主化的最好榜樣;在文化上，土耳其自稱是一切突厥民族的祖國，它雖不算富有，卻在中亞地區大量進行文化投入，援建大學、圖書館和其他文化教育事業，輸出土耳其的拼音文字系統，傳播土耳其的世俗文化，對所有突厥語民族的留學生留有大量政府補貼的名額。不到20年時間，從亞德里亞海到中國的玉門關的「突厥走廊」里，到處都流行着土耳其音樂、土耳其影視，青年學生出國留學，要麼選擇西方發達國家，要麼選擇土耳其。沒錯，中亞五國市場上到處可以見到中國的小商品，漢族商人賣中高端產品，維吾爾商人賣中低端商品，但換來的卻是中國把中亞變成商品傾銷市場和原料產地的疑懼。雖然土耳其在中亞與中國的競爭中，經濟上、尤其是資源爭奪中落了下風，但卻在人心的爭奪中，佔據了上風。單靠金錢的力量，不但無法長期保有中國在境外的國家利益，甚至亦不能保有境內的平安穩定。迷信金錢力量的民族，是落後和愚昧的民族。無論是用於內政的安撫還是世界的拓展。擁有經濟和文化及意識形態雙重優勢的民族，才是真正強盛的民族，才是值得拜服的、有感召力的民族。民族競爭是全方位的競爭，是綜合素質的競爭。決定民族命運的絕不僅僅是軍事和經濟力量，而主要取決於文明形式本身。民族的生存決定我們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人類社會，以十年為度，可見政治興衰;以百年為度，可見社會興衰;以千年為度，可以看到文明的興衰。十年之內，一場由威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轉型，不可避免地要發生。中國將會出現偉大的變局。政治體制改革是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我們不可能有退路。中國的改革走到今天，容易改的早已改盡，剩下的都是最困難的部分，每一步都要闖地雷陣。蘇聯的改革則是由難到易。他們已經走過了最難的一關。而中國最難的一關尚未過呢。蘇聯的教訓任何時候都是中國的鏡子。蘇聯的失敗主要在於內因。它並沒有被世界大戰打垮，卻在制度競爭中被打垮了。一個制度如果不能讓公民自由地呼吸並最大程度地釋放公民的創造力，不能把最能代表這個制度和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領導崗位上，它就必然滅亡。當年蘇聯所有的問題都是體制上的問題。上層不能照舊生活下去，下層不能照舊統治下去。蘇聯也曾強調穩定，把穩定看成了目的，把維持現狀看作實現穩定的手段，穩定壓倒一切，金錢擺平一切，結果卻激化了矛盾，一切反過來都可以壓倒穩定。一個有着遠大理想和抱負的民族，絕對不應迷信一時的金錢力量。它可以信賴的，首先是觀念的力量。中國傳統政治奠基於商鞅，粗成於秦始皇，大成於漢武帝。獨尊儒術就是獨尊皇權。正因為這種背景，使得百多年來中國多次借鑑西方的政治改革都半途而廢。改革在其他領域都能大顯神通，一旦延伸到政治領域，馬上就寸步難行，最後總會爆發突然事件，使改革者措手不及，全軍潰敗。鄧小平是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也曾下定決心，但隨着形勢的發展，政治改革與傳統政治權力結構的不相容性日益凸現出來，導致了波及全國的動亂。它可以信賴的，是制度的力量。美國成功的秘密不在於華爾街，也不在於矽谷，真正的秘密在於長盛不衰的法治和法治背後的制度。美國制度被詡為是「一種由天才們設計，使蠢才們可以運作的體系」。一種壞的制度能夠使好人做壞事;一種好的制度也能夠使壞人做好事。民主恐怕是極要緊的。沒有民主，就沒有持久的崛起。民主思想的傳播不受國界限制，當然也不受歷史限制。中國的精英們要有為後代尋找一條既符合中國國情又切實可行的制度的勇氣。不一定要成為先烈，但一定要成為先驅。它可以信賴的，是真理的力量。真理即知識，知識即力量。中國不缺乏真理，中國缺乏容忍真理存在的土壤。在西方，資產階級大革命時，思想的風暴引發了革命的風暴。在中國，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風暴毀滅了思想的火種。我們缺少現代極為珍貴的反思意識。思想投降了，真理無處容身。今天我們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但主導世界的不是意見，而是思想。意見不是力量，思想才是力量。沒有思想，談什麼「解放思想」?文化大革命最顯着的特點是：不許討論。舉凡攸關民族命運的問題，都不允許公開討論。允許公開討論的都是小問題。其實小問題無需討論就可以處理，大事才需要公開討論。鄧小平當年發動的「真理標準大討論」，是那樣激盪着中國人的心。這場討論還在民眾心中種下了獨立思考的種子。國力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人民的思考力和論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