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時代的言論自由
作者：走出風來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似水照緇衣——魯迅抱怨無處寫這兩句話的時候是1931年，此時國民黨已經統一全國。在這之前的1926年，魯迅還是有地方寫的。
這一年，魯迅以連續七篇文章匯入當時洶湧的民意，一舉攻掉了當時的內閣總理段祺瑞。起因是為抗議八國通諜，李大釗等人組織了一次示威遊行，在執政府門前遭到衛隊開槍射擊，死47人。這一天是三月十八日，史稱三一八慘案。
慘案發生，政府為開脫責任辯稱是學生先開槍。此說剛一出口，便即遭到當時如《京報》《語絲》等眾多報刊的痛駁。不僅如此，各大報小報連篇累牘的跟蹤揭露評論，使得真相浮出水面。而段祺瑞儘管事先不知情，事後長跪不起，但終於難安其位，掛冠而去。
段祺瑞
平心而論，面對幾十條人命，段祺瑞丟官去職完全應該。但段祺瑞在教科書上是被定義為軍閥的，軍閥也者，應該是厚顏無恥心狠手毒之輩。只是，段軍閥身為總理，曾數度執政，曾三造共和，曾位高權重一時無兩。為何沒有將那些諸如魯迅之類的雜音河蟹掉呢？
河蟹掉一小撮如魯迅之類別有用心的敵對分子，從而穩定廣大不明真相的群眾，是很有必要的。於公，可以維護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於私，可以繼續總理中國，不失權柄。
然而，段祺瑞選擇了下野，把自己河蟹掉了。奇怪，當年那個領銜逼退宣統，擊碎洪憲帝夢，趕走張勳，三造共和的段合肥哪裏去了？
習慣於四九年之後思維的我們實在有點不大明白。
幸好，段祺瑞自己明白：
「限制輿論的做法不適合共和國的國體，對輿論應先採取放任主義，以後視情況再說。」
民國的大人物大都見過清朝大人物的樣子，（或者如徐世昌等人本身在前清就官至宰相），規行矩步，往往也有一些大人物的氣度。清朝大人物們是封建官僚，當然有封建官僚的許多毛病。但也有一條好處，就是知道敬天地，畏輿論。同光年間翰林四諫望重當朝，筆鋒掃處，軍機府道，無不凜然。
跋扈如慈禧，當年因午門護軍毆打太監一案大發雌威，執意重處護軍，從軍機到刑部明知枉法而束手無策。最終靠陳寶琛、張之洞兩道片紙回天，當時朝野振動，乃知言官不虛設，輿論之可畏。
這些舊聞，與張之洞同立當朝的北洋兩巨頭袁世凱、徐世昌是知道的。
袁世凱因為深知輿論的厲害，所以從他打算做皇帝的那一天起就着手嚴格控制輿論。1915年，在稱帝前的緊鑼密鼓中，老袁一口氣查禁了《中國白話報》、《愛國晚報》等多家反袁報刊，全國報紙銷量銳減。留下的基本上都是贊成帝制的河蟹聲音。8月十日，袁的御用首席外國專家古德諾發表《共和與君主論》，代表全國人民論證中國適合帝制，帝制適合袁世凱。接下來的事似乎應該順理成章，全國人民一致強烈要求袁世凱同志就任皇帝，一片河蟹。
不料，僅僅十天之後，一個別有用心的的人士發了一個極不河蟹的雜音《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梁啓超從頭到腳將帝制論駁了個體無完膚，立論之深，力透紙背。大膽發這篇帖子的是上海的《大中華》月刊，隨即加入大膽行列加以轉貼的有《申報》、《時報》等大的論壇。當時，一片譁然。
袁世凱是誰？是李鴻章之後最具實力和權勢的漢大臣。自小站開始，袁手中的北洋六鎮是晚清的絕對主力，後來也是民國初年陸軍的絕對主力。至少在此時，北洋軍還牢牢控制在袁世凱手中。
手握十萬雄兵，身為民國總統，袁世凱竟然沒奈何得了一個書生梁啓超，一份小報《大中華》。
失敗，太失敗了！
袁世凱
徐世昌也知道輿論的厲害，畢竟是翰林出身，加上有老袁的前車之鑑。在整個四年左右的任期內，徐大總統基本上沒打過能完全控制輿論的妄念。有一次，老徐倒是真的下令檢查新聞，不過很不理想。
那一年是1919年，在巴黎開的瓜分會議上列強內定由日本接替德國接受在山東的利益。學生憤怒了，一小涅還走上街頭不太穩定。迫於無奈，老徐下令控制輿論。誰知此令一下，輿論徹底翻了天。不僅學生，而且北洋內部都有不安定不團結因素。
吳佩孚是北洋系統內為數不多的秀才師長，此時成了體制內最不安定因素。連續發電支持學生，「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誰無義憤」。這，簡直就是指着老徐大罵他全無人心嘛。
全國一片混亂，老徐再也扛不住了，合約拒簽，堅決拒簽。於是學生成功了，史稱五四運動。從此，一直到再次吃吳秀才的虧，被趕下總統大位之前，老徐相對都比較消停。
失敗，也是失敗！
徐世昌 吳佩孚
與袁徐長期在清朝官場滾打的經歷不同，段祺瑞儘管也是出身淮軍參與創建北洋，但段曾留學德國數年，親身經歷過西方現代文明的薰陶。袁世凱死後，作為掌握實權的人物，段祺瑞立刻《報紙條例》，徹底開放報禁。一直到三一八慘案發生，報刊輿論已經嚴重威脅到段的政治生命的時候。段祺瑞都沒動過控制輿論保持權位的念頭，反而以去職來擔當責任，這是一個政治人物起碼的良知和道德。段擔當的還不只是政治責任，還有內心的良知責任——終生食素。
多年以後，風燭殘年的段祺瑞因病身體狀況惡化，醫生強烈建議改變素食習慣以增加營養。段嚴詞拒絕，不久病逝。
段是一個舊式人物，或者也是軍閥，可是這個軍閥的操守和人格與後世那些至死都不願放權的山大王們相比，高下是不可以道里計的。
黎元洪曾兩度出任總統，但他離開湖北去北京後，一直是個弱勢人物。第一次出任總統，被段祺瑞排擠；第二次「法統重光」回任，又被曹錕吳佩孚把持。所以姑且不論其內心是否支持言論自由，單以實際而論，黎既無興趣也無能力壓制言論，相反，很多時候還要靠輿論為自己喊冤叫屈。
馮國璋代理過總統，一年多的時間忙於和段祺瑞內鬥。曹錕的總統是買來的，只有被人罵的份。張作霖倒是真的幹掉了一個大記者邵飄萍，罪名是宣傳赤化，但這位貨真價實的party記者真正被殺的原因是參與張部下郭松齡叛變。
所以，北洋那幾年，一半因為段祺瑞的堅持，一半因為混亂，中國的報刊發行量居然一度出現過井噴。據葉再生先生所著《中國近現代出版史》統計，1920年全國報刊雜誌有一千多種，甚至「每隔兩三天就有一種新刊物問世」。
意義我不知道該怎樣評價，反正如果那個時代也實行「奉命刪貼」制度的話。那些被後世稱為大師（儘管這個字眼比較噁心）的人物肯定不會出現，包括胡適，陳獨秀，魯迅。
比較之下，北洋那些王八蛋治下的中國居然是中國歷史上言論最為自由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