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三，中國知名作家胡發雲到訪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自由亞洲電台總部。本台記者何平就胡發雲創作的文學作品及其所揭示的當代中國社會問題對胡發雲先生進行了專訪。我們將分兩次登載這次採訪的內容，請看第一部分。
圖片：中國知名作家胡發雲 （自由亞洲電台）
記者：胡發雲先生，歡迎到訪自由亞洲電台。
胡發云：也謝謝你們給我一個機會。
記者：您從八十年代初連續發表文學作品，到現在歷經了三十多年的創作經歷，在這當中連續數十次獲得國內省級、市一級甚至國家性的文學獎項，也同時在武漢市、湖南省擔任作協的主要負責工作，尤其是最近十幾年之間，您發表的一些中篇、長篇的作品，象《處決》、《死於合唱》、《隱匿者》和06年正式出版發行的《如焉@SARS.COM》呢，持續引起中國文學評論界和讀者的關注。從您的作品當中很多反映的是在城市知識分子的角度對中國當代的一些社會問題作出的反應。評論認為，您是中國作家當中為數不多的敢於直言說真話的作家。我想這種評論，不單是對於您做人風格的一種評價，也更多的是在您的作品當中所要表現出的一種精神的讚譽和評價了。那麼，能不能請您為我們的聽眾朋友談一談您對這個評價的感想呢？
胡發云：這個評價我覺得還是有點過高，我想我做的是一個普通的、誠實的、正直的人天經地義該做的一件事情。我記得我初中的時候，在我的日記本扉頁上寫了一句話，是普希金的「榮譽要從小時候培養起」。那麼，榮譽就是一個人對自己尊嚴的一種感覺，一個有尊嚴的人會看重自己個人的榮譽，那麼也會看重自己所做的一切、所說的一切，這些可能都要求我做一個真實的人，就像父母親或者是我們很多古老的傳說教給我們那麼一個最簡單的道理一樣：不要撒謊。
記者：《如焉@SARS.COM》正式出版以後，在尤其是年輕讀者當中引起轟動。您曾經說過，《如焉》是您數十年寫作生涯中， 最沒有顧慮的一部作品。那麼能不能請您為我們的聽眾朋友再解釋一下，所不需要顧慮的這些「顧慮」在文學創作中，具體體現在哪裏？
胡發云：實際上在中國大陸的寫作，幾乎是從49年以後沒有誰敢說我是沒有顧慮的，這也是古往今來文學創作上最特殊的一段時間。每一個人在拿筆的時候都有無數的顧慮，甚至有的人為此而放棄了寫作，因為由文字而入禍這樣的事例太多了，中國所有的人心裏都有這樣一個顧慮，就是說不要因為我說話、我寫字、我發表作品給自己或者家人帶來災難，甚至在某些時候會帶來殺身之禍。那麼這樣的一種歷史記憶，我想到今天並沒有完全消失，或者說今天的各種各樣新的顧慮，依然在籠罩着無數的寫作的人。那麼作為一個作家，他天然地要說自己想說的話、想寫自己需要寫的東西，帶着這種「顧慮」它會影響自己寫作的狀態，也會影響自己最好的一種表達，這個是對中國文學創作非常大的一種傷害。
記者：我們注意到在您的長篇新著《如焉》的這部作品中，主要反映的是中國在21世紀初經受薩斯這場自然性的風波，那麼在這個生死攸關的自然事務面前呢，各類的人對薩斯這場事件也表現出不同的感受，也體現出了真實的一些人性。就剛才您提到這部作品當中，沒有任何的「顧慮」，不同的讀者可能有不同的解讀，那麼您認為《如焉@SARS.COM》這本書，所揭示的比較敏感的方面在哪裏呢？
胡發云：要是說起來呢薩斯這個事件本身，這個公共衛生事件本身並沒有什麼太多可怕的地方，它和中國歷來的各種瘟疫、疾病相比，甚至和其他的一些人為的災難或者自然的災難相比，它並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中國每年死於各種疾病或者死於流行疾病的人數，我想是遠遠超過這個薩斯的。關鍵是薩斯本身它的這種不可知性，或者是它突如其來的這種神秘性，人類對它的這種莫名的恐懼，讓各方都作出了不當的反應。特別是官方在最初的時候，是做了很多的努力去掩蓋這個疾病的存在，老百姓呢因為信息的不明，而有很多過度的恐慌。所以，這個時候它呈現出來的問題不是個疾病，而是一個社會、一個政府或者一個人民群體，對於這樣的一個未知疾病的不同的態度，這個態度在某種意義上折射出了這個社會的政治、文化生活的某種特徵。
記者：就剛才您提到的有關文學創作這方面的問題呢，我們知道您曾經說過，尤其是當面對重大生死問題的探討，在文學作品的表現方面，很多中國的作家 會表現出在作品中猶豫、恐懼甚至膽怯這樣的現象，那麼您認為這是為什麼呢？
胡發云：因為中國對於文字的表達或者說是對於一個人個人意志的表達，歷來是設了很多的關卡，它希望所有的表達都能夠統一於一個標準的這種尺度之下，這個是從49年以後，不斷地被強化的這麼一種社會現象。那麼作家在歷次運動當中，因為表達不當，而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這樣的一種現象給所有拿筆寫東西的人，都留下了非常深的傷痕記憶。這種傷痕的恢復究竟需要多長的時間我不清楚，反正直到今天，我們很多作家都會很自然地說起來：「我在寫一個東西，但是不知道這個東西讓不讓寫。」這樣的一種顧慮，我想在很多其他國家的作家當中，是不會存在的起碼不會這麼嚴重，因為你怎麼寫、寫什麼東西，是一個作家天然的一種權利，而恰恰是因為每一個作家都發現了自己需要寫的東西，或者都表達出了自己獨特的一種見解，文學作品才給這個世界呈現出了如此紛繁的、複雜的、有意義有價值的這麼一個虛構的世界，才能給人類提供更多思考的方向。所以我們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是一直沒有做好，也影響到我們的文學的質量。
記者：我們知道在您長期的文學創作當中，對於「犬儒主義」這方面的探究作出了比較深刻的揭示，那麼尤其是在您的長篇著作《如焉@SARS.COM》這本書，也特別對犬儒主義作出了批判。「犬儒主義」目前在中國的知識分子尤其是中國的作家創作領域方面，是不是他們所面臨的最大的挑戰或者說是最大的危機呢？
胡發云：「犬儒主義」實際上是和個人內心的恐懼、和一個人在社會生活當中的利害關係相關的一種精神狀態。把它說白了就是「你知道什麼是對的，但你不會去做」，為什麼不會去做？因為做了，對自己會帶來一些壞處或者是負面的影響。那麼在很長時間裏面，中國知識分子不是說他們不聰明，不是說他們腦子有問題，我想他們很多人對一些社會問題、歷史問題、生活的問題甚至是精神世界的問題，都會有比較深入的、獨到的、精確的見解，但是一當他要把它表達出來的時候，這種怕「因言獲罪」這種的恐懼，會妨礙他的表達，那麼他就會選擇一個安全的或者是對自己更有利的一個方式去表達或寫作。這樣的一個放棄了對於終極價值的追求、放棄了對於真理的這樣的一種敬重、甚至放棄了對於自己原來所謂信仰的追尋，而去違背自己最基本良知和最基本學術標準的這樣的一種表述，我想可能是「犬儒主義」在知識分子當中最典型的這麼一種表現。那麼在《如焉》裏面，我寫了「毛子」這麼一個人，「毛子」肯定是一個聰明人，他對社會問題應該說是看得非常清楚。但是，他沒有把自己的學術功力、沒有把自己的這種聰明才華，用於到寫作那種有價值的文章，而是用到去幫領導寫那種吹牛拍馬的文章或者是大而不當、沒有任何意義的甚至是一個欺騙大眾的這樣的文章。我想他是有自己難言的這種苦衷或者有自己最實際的一些物質性的追求，比如說為了升職升級、為了職稱、為了權力、為了分到好的房子、為了獲取很多社會的這種功名。那麼這個放棄了一個知識分子對社會批判的這種天職、也放棄了一個知識分子對於真理追求的這麼一個天職，去做一些違背知識分子最基本學術道德的事情，在今天的大陸我想已經是非常司空見慣的一件事，在這個意義上，也影響到了文學寫作的它的質量。
記者：我注意到您曾經講過一句話，就是「無論寫作還是做人，真實是最重要的。」我想這句話為我們的讀者朋友包括我本人在內，留下的印象是最深刻的。談到中國知識界的這種「犬儒主義」，我想在中國建政60年當中，雖然中國是一個五千年文化的國家，但是「文化大革命」這 10年間的政治迫害，對於中國知識界目前犬儒主義的盛行，是有很大的影響作用。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您認為03年的薩斯事件與文革之後出現的這種犬儒主義，它們之間有什麼本質上的相似之處呢？
胡發云：應該說中國知識分子的這種自我改造的意識，基於一種強大的社會力量、基於一種意識形態的壓迫，應該是從更早的時候就開始，可以說是從延安的「搶救運動」、「整風運動」開始，就已經剝奪了他們作為一個獨立知識分子的權利，而需要知識分子去成為一個黨的文化的工具。這個過程應該說既迅猛又漫長，一直到今天它並沒有結束，到了「文革」當然是登封造極了，文革的時候幾乎要求所有的人，知識分子甚至包括黨的一大批幹部，都必須按照某一個聲音來說話，我想這個當中所有的話並不都是他自己要說的話，那麼他們首先放棄了一個人「做老實人、說老實話」的這樣一個最基本的準則。每個人必須說毛澤東說的話、說社論說的話、說當天傳達的「語錄」說的話，你不管能否理解、是否同意，你必須那樣做的時候，你已經開始放棄了真實的、非常高的一種價值觀。我年輕的時候讀到了一段話，我想可能對我這一生的影響都非常重要，這一句話是誰說的我現在已經忘了：「我是一個為了真，寧願可以放棄美的人」，那麼說在真、善、美這三個人類最基本的普世價值上，我覺得「真」是第一的，沒有「真」談不上「善」也談不上「美」，善是「偽善」，美是「虛美」。那麼我覺得，首先在真實的基礎上，你才可能去創造一個真正的、具有價值的這麼一個文學藝術作品。
記者：從您的幾部中、長篇的文學作品都能夠看出這種表現，有關「犬儒主義」對於中國知識界的影響，那麼在您的新著《如焉@SARS.COM》裏面，這部作品的出世呢，在尤其是青年讀者當中引起了更大的反響。我們知道「文革」已經結束了將近40年，那麼從您表現薩斯這個當代中國問題的作品來看，是不是您認為「犬儒主義」在經過文革之後，它還在繼續演變影響到目前中國學術界的一些行為規範，同時也對當今的讀者或當今的社會青年造成了危害的影響？這方面作品的表現，您希望向社會提出一種什麼樣的警示呢？
胡發云：應該說「犬儒主義」到了文革結束以後或者改革開放以後，由於整個社會的環境、條件發生了變化，在某種意義上它表現的更加強烈、更加的淋漓盡致。如果說早年一些人，他信奉共產主義、信奉革命的哲學，他還帶着許多真誠的色彩，那麼到了文革以後實際上對於這樣一種意識形態，真正相信它的人已經不多。但是呢這個社會它又需要這樣一個意識形態，來支撐它的合法性；它也在做這樣很多的誰都不再相信的輿論宣傳工作，那麼這個時候它（犬儒主義）呈現出來的面貌就更加特殊了，就是實際上一大批人根本不相信這樣一套說教，但實際上，他必須在開會、學習、發言、報告和各種各樣的寫作當中，依然要把這樣的一種意識形態語言作為自己的一個表達的最基本的方式；另外一個方面，他們在行為上，可能都和他們表達出來的這種所謂的意識形態是背道而馳的，所以這樣的「犬儒主義」是在社會價值觀發生巨大分裂的時候，它表現得更加徹底了。所以在這一點上，我想說一下這個《如焉》對年輕人有一些振動，是因為他們同樣看到了自己原來沒看到的一些東西，包括數十年歷史當中的一些真相、包括「三年饑荒」、包括「胡風運動」，但我想對一批早年參加革命的人，他們引起的這樣一個內心的感觸會更加深刻一些，特別是他到了晚年以後，重新回復到一個知識分子對於真相的追尋、對於真理的追求，是他們的人生的一種寫照，這一點也是我感到非常欣慰的。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台記者何平專訪知名作家胡發雲的第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