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衝突》結論的漏洞前些年亨廷頓傳入中國時覺得還很有道理，近日重讀其《文明的衝突》一書，卻發現亨氏的基本結論有很多漏洞，他的那些基於結論的擔心有點兒像杞人憂天。比如，他指出當今世界的衝突主要發生在文明斷層線上，即不同文明之間的交界地帶，特別是伊斯蘭文明與基督教文明的交界地帶（書中有一節叫「血腥的伊斯蘭邊界」）。這確實是事實，可若由此推斷基督教文明有可能被儒教文明（說白了即中國）和伊斯蘭教文明吞掉，就實在是過慮了。
如果說文明之間的衝突確有可能導致一方文明被吃掉，那麼被吃掉的也只應是儒教文明或伊斯蘭文明，而不是基督教文明。為什麼這麼說呢？我的理由是：儒教文明內部和伊斯蘭教內部的衝突，比它們與基督教文明的衝突多得多。如果說衝突導致滅亡，那麼這兩家文明的必然命運就是自己吃掉自己，而不勞基督教文明來吃，至於吃掉基督教文明，就更無可能。
且看儒教文明內部，也就是中國國內，每年有八九萬起的衝突。再看伊斯蘭文明內部，什葉派與遜尼派衝突，伊拉克與伊朗衝突，巴勒斯坦內部不同派系互相衝突，阿富汗塔利班與自己的女人衝突，天天年年炮火連天，衝突不斷。若確如亨廷頓先生所言衝突導致滅亡，中國和伊斯蘭文明必定自己滅亡，無需別人來滅，更不可能去滅別人。一種文明（基督教文明）只在邊界線上與其他文明存在衝突，另一種文明（儒教文明和伊斯蘭教文明）不僅邊界線上與其他文明有衝突，各自內部的衝突更多更深更殘酷。如果文明的生死與衝突的數量成正比，那麼在這兩種文明衝突的過程中哪種文明生，哪種文明死，答案顯而易見。
看那伊斯蘭世界的人體炸彈，更多情況下不是對異文明的西方人，而是對本文明的同胞。把自己的身體當炸彈去殺害素不相識無冤無仇的同胞，這需要多大當量對同胞的仇恨才能做出此等事體來！一個對同胞都富集了如此濃度、強度、烈度的仇恨的文明，除了自己吃掉自己還能有別的未來嗎？這樣的文明如果不自我毀滅還有天理嗎？這是一種到了癌症晚期的文明，這是一種進入地堡狀態的社會，一股新鮮的風都經不起，只可能自己耗死，沒有別的前程。
民主自由與獨裁專制的衝突
不要看今天這些垂死文明的GDP如何高，大清朝的GDP曾長期保持世界第一，可是不僅挨打，而且滅亡。殺本國人民的時候是兇狠？熟的劊子手，而在西方民主列強面前卻絕對是不堪一擊的熊包。在大清與列強的對峙中，中國人自己滅了大清；在中日消耗戰中，中國人自己滅了國民黨；如果中共不建立普世的民主政府，一點懸念都沒有，被中國人民一腳踢開只是時間問題.這樣的文明，只顧接連不斷翻燒餅建國了，可是建一回國喪一回元氣，哪有力氣威脅基督教文明？這就是他們可以把坦克開到天安門廣場槍殺本國青年，對外卻不得不「韜光養晦」裝孫子的原因。
可以說，儒教文明和伊斯蘭教文明還沒有拿到現代社會的出生證，它們就像母腹中的胎兒一樣易受傷害，它們還沒有走過產道鬼門關，它們落地能不能成孩子還很難說呢。此刻的它們，一個噴嚏就可能把它們打流產，一場天花麻疹就能把它們送到它姥姥家。相反，基督教文明不僅生下來了，而且長大成人了，打噴嚏是打不流產的，天花麻疹是奈何不了它的。
儒教文明和伊斯蘭教文明，一日不建立起普世的民主制度，則隨時都可能胎死腹中，不足以抗衡西方文明，就好比腹中胎兒無法對抗身強力壯的成人。這些文明地區一旦建立起現代民主制度，就絕無把敵視基督教文明當成政治正確的可能，就像今天的日本和韓國一樣。
總而言之，我的結論是，當今世界的絕大部分衝突不是文明之間的衝突，不是文明斷層線上的衝突，而是儒教文明內部和穆斯林文明內部民主自由力量與獨裁專制政權的衝突。構成當今世界最大「看點」的不是儒教文明和伊斯蘭教文明可能吞噬基督教文明，而是一切反普世價值政權的隨時垮塌和滅亡。
現代化必然導致西方化
亨廷頓還提出一個觀點，即現代化不等於西方化。這個結論也有問題.實際是，現代化必然導致西方化，只不過現代化與西方化不會同步，西方化要晚於現代化罷了。
現代化雖然使得東方集權政府更有力量抗衡西方，可是現代化同時也為東方普通民眾帶來了對抗本國集權政府的先進手段。這種手段衝擊和推動着東方集權政府不得不朝向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方向移動。換言之，現代化可使西方國家與東方國家在國際政治平台上趨向平等，也可使東方國家內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趨向平等，即民權的普及。比如國際互聯網技術，儘管中國政府竭力實施信息過濾，可是畢竟加重了民眾反抗政府的籌碼.有數據顯示，當今中國相當數量的腐敗案發於網上舉報。互聯網是現代化，腐敗案發是公開化，而公開化就是民主化，就是西方化。這說明現代化促進了西方化。再比如，通訊技術的進步雖然可以幫助那些反動政府控制政治反對派的活動，可後者畢竟也可以藉助這一技術手段加強彼此的呼應聯絡.這一對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信息的公開化，而信息公開化又屬於西方化的範疇。正如十一月十六日美國奧巴馬總統在上海與青年交流時說的：「技術也有負面，恐怖分子也可以通過互聯網做一些以前他們做不到的事情，有一些極端分子也可以動員……，可是我想好的遠遠多於壞的。」現代化遲早會使那些地堡政權、集權國家發生西方化。
基督教文明能產生亨廷頓這樣「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的政治學家，可是無論是儒教中國還是穆斯林世界，都不可能產生着書立說論證自己的文明有被吞噬危險的政治學家。在中國，在阿拉伯國家，在伊朗，這種觀點是大忌，這種書是出不來的，這樣的學者不是被餓死，也要被咬死。可是在基督教文明里，這樣的學者不僅不會被餓死，不僅不會被咬死，反而成為聲名顯赫的成功學者。就憑這一點，如果一定要有一方文明滅亡，那也只能是諱疾忌醫的那一方文明要滅亡，斷無相反之理。
二○○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