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博士後歷時兩年調研「大學畢業生聚居群體」

　　　　蟻族：一個可能像「知青」那樣流行的單詞

　　他們，過去被稱作「天之嬌子」，現在卻自稱「焦子」，心焦，被巨大的壓力烤焦。

　　上世紀末實施的高校擴招的後果之一，就是造就了大量的大學畢業即失業人員及「大學畢業生低收入群體」。在北京，這一群體的數字估計有十餘萬人，他們聚集在房租低廉的京郊，每天像螞蟻一樣匯聚到市中心，傍晚，拖着疲憊的身軀回到京郊的高低床上，為了生存，也為了夢想。不僅在北京，他們也分佈在上海、廣州、武漢、西安等大中城市。

　　青年學者、北大博士後廉思把他們稱為「蟻族」。在北京為期兩年的實地調研，讓他以及他的團隊，第一次將這一群體貼近而生動地呈現在世人面前———近日，《蟻族》一書由出版社正式發行。

　　有人評價，「蟻族」兩個字記錄了一代人的青春歷程。十幾年後，今天的「蟻族」會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那時，所有的人都會讀懂「蟻族」背後的記憶。「蟻族」這個詞可能會像「知青」、「下崗職工」、「農民工」一樣成為理解中國社會變遷的詞語之一，反映出我們這個時代的變化歷程。

　　　　「還有同齡人過着這樣的生活？」

　　2007年的夏天，一個偶然的機會，廉思看到了《中國新聞周刊》上的一篇報道———《向下的青春》。文中講述一個名叫李竟的大學畢業生在北京的真實經歷。文中的李竟令人擔憂的現狀、年輕脆弱的心靈以及無處寄託的青春和夢想，讓廉思震驚。

　　「同樣是『80後』的我，怎麼也想不到在北京還有自己的同齡人過着這樣的生活。他們真的存在麼？他們的生活到底是什麼樣子？一個個疑問在腦海中湧現。長期學術訓練的敏感性告訴我，這是一個需要被關注和關心的群體，這是一個亟須研究的重大社會問題！」廉思說。

　　廉思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從本科到碩士，再到博士、博士後，可謂一帆風順。博士期間，他曾任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會主席、中國人民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還曾在湖北廣水市掛職擔任市長助理。這樣的履歷讓他對社會的另一面顯然缺乏足夠的了解。

　　此後，廉思來到了唐家嶺。唐家嶺是海淀區最靠邊的一個村子，這裏看不出任何京都的氣息，是典型的城鄉結合部。但交通的便捷，生活成本的低廉，大量合法和違法建設的出租房屋，使剛剛畢業的大學生在此落腳成為可能，形成聚居。

　　在這裏居住的大都是剛剛從學校畢業的大學生，他們拿着一千多元左右的工資，租着每月300元左右的床位，每天吃兩頓飯，到單位要坐兩個小時以上的公交車。唐家嶺居住着四五萬人，除了本村居民3000餘人外，其他的都是如此生活。這些大學畢業生懷揣着夢想到學校，充滿着理想出校門，但殘酷的現實教會了他們什麼是生活。

　　從唐家嶺回來後，廉思決心要深入研究這個群體，「我個人沒有能力幫助他們解決窘境，但我可以通過自己的筆，讓社會上更多的人了解他們、關心他們、幫助他們。」

　　　　「人生的路呵，怎麼越走越窄？」

　　從2008年1月開始，廉思自籌經費，帶領一群「80後」的研究生對「大學畢業生低收入群體」展開了調研。兩年間，他們埋頭研究，取得了「蟻族」工作、學習、婚戀、業餘生活、社會公正感、生活滿意度、網絡行為、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大量第一手數據與實證資料，記錄下「蟻族」的需求、聲音、文化和夢想。

　　不過，最後成書的時候，調研報告只是一個粗概，冰冷的數據似乎不能反映出調研團隊的感知。《蟻族》中幾乎一半的篇幅，是調研成員的採訪手記，記錄一個個「螞蟻」的生活實錄：

　　「下午5點半保險公司培訓結束後，在寒風凜冽里等了整整一個半小時……好不容易看到亮着車燈的運通205開過，眼前就黑了———黑壓壓的人群把一米六出頭的他擠在中間，四處都是人，推着他上了車……」

　　廉思認為，他們是當今社會中「最為敏感的人群」：充滿活力，滿懷理想，大學教育給了他們知識和涵養，也曾許給他們美好的未來。然而，工作後的境遇，「聚居村」的生活，青春夢想無處寄託，使他們不得不學會忍受焦慮且不具確定性的暗淡時光

　　30年前，《中國青年》刊發了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人生的路呵，怎麼越走越窄》：「有人說，時代在前進，可我觸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說，世上有一種寬廣的、偉大的事業，可我不知道它在哪裏。人生的路呵，怎麼越走越窄？」

　　「如今的『蟻族』使我不由得想起上世紀80年代初的潘曉大討論，巧合的是，和我接觸的許多『蟻族』，雖然表述不同，但都不約而同地發出『人生的路為何越走越窄』的呼號。上個世紀潘曉事件引發人生觀、價值觀大討論時，『蟻族』的大部分還未出生。兩個世紀，同一種聲音，箇中的含義值得我們每一個人去品味和思考……」廉思充滿擔憂。

　　　　《蟻族》背後的話題———蟻族現象反映兩大重要社會問題

　　信報記者：「蟻族」這個詞是怎麼產生的？

　　廉思：最初我們是根據這個群體的特點，稱之為「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這個名稱不便於記憶和認同。後來我們在討論時，有人提起《蟻囈》一書，《蟻囈》雖然講述的是一隻螞蟻的卑微一生，但本意是用螞蟻的覓食、繁衍、結群、打架等生活軌跡來映襯人類。《蟻囈》一書給我們以很大啟發，考慮到該群體的行為特徵和螞蟻極為相近，因此我們決定大膽地採用「蟻族」一詞來命名該群體。

　　信報記者：兩年的調研，你對「蟻族」的印象有沒有變化？

　　廉思：應該說，不是改變了我固有的印象，而是使我更深入地了解了這個現象及其背後的原因。

　　我認為，蟻族現象集中反映了當前中國兩大最重要的社會問題：一是城鄉二元結構和兩者之間的巨大差異，二是高等教育普及後整個教育體制的改革。這兩個問題不僅是當前中國面臨的首要問題，而且是關係到我國社會可持續發展和長治久安的根本性問題。而農民工和農民問題，並沒有涉及到第二個問題。蟻族現象是這兩大問題的結合，如果沒有妥善處理好，必將引發嚴重的社會危機。

　　我們調研中發現，該群體具有很強的行動能力，同時他們製造社會運動的成本和代價很低，在反對日本入常和去年北京奧運會期間抵制家樂福等事件中，該群體均是網絡和現實生活中社會運動的主要參與者。我們還發現，該群體遇到社會不公時，不會選擇上訪等方式解決，而是會藉助網絡曝光、媒體曝光等新興的媒介。

　　　　很多人嘲笑我是「杞人憂天」

　　信報記者：調研過程中的手記多出自你的團隊，可惜，我沒能看到你的手記。

　　廉思：令我印象最深的事是我在唐家嶺和「蟻族」一起過年，大家聚在一起包餃子，我能感受到他們那種快樂和孤獨，想家的日子是讓人難忘的。當除夕的鐘聲敲響時，他們在一起抱頭大哭。大學教育給了他們知識和涵養，也曾經許給他們美好的未來。然而，工作後的境遇，聚居村的生活，青春夢想無處寄託，使他們不得不學會忍受焦慮且不具確定性的暗淡時光。

　　信報記者：你有沒有想到放棄？是什麼支撐着你？

　　廉思：說我一直保持熱情，沒有想到放棄，那是吹噓並高抬自己。第一次調研後，我沒有經費，國外基金的錢不能要，國內又沒有機構願意資助。當時經濟危機還遠未來臨，我申請的國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基金均遭否決，很多人嘲笑我是「杞人憂天」、「痴人說夢」。應當說最終支持我走下來的，是「蟻族」朋友所體現的精神。就像「蟻族」自己所說的，「我並不認為我是失敗者，只是我尚未成功！」看到他們的奮鬥歷程，我就有了堅持下去的力量。

　　　　我能出多少錢讓唐駿做推薦？

　　信報記者：圖書得到了眾多知名人士的推薦語，這些推薦語是如何獲得的？

　　廉思：很多人向我問起這個問題，有人甚至問我是否花了很多錢來請他們做推薦。對於像唐駿這樣一個轉會費就高達10億的人，我能出多少錢讓他給我做推薦？對於北大校長、人大校長、長江學者、國務院官員這樣的人，我能給他們什麼讓他們給我做推薦？是因為這本書實實在在感動了他們，打動了他們。記得我當時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部部長丁寧寧發了書稿，他看完後，連夜給我發來了推薦語，信中第一句話就是「廉思，含着淚閱讀了你的報告，這本書是無需推薦的」。人大校長紀寶成在國外出訪期間，一直帶着此書的書稿閱讀，並幾次讓秘書與我溝通，能否把出版時間再拖後些，他要認真地思考書中反映的問題，然後再撰寫推薦語。

　　信報記者：你現在正在進行的工作是什麼？你下一個研究課題是什麼？

　　廉思：我目前正在進行兩項工作，一是完成「蟻族」的全國調研工作。目前蟻族書中的內容主要體現的是北京地區的調研成果，上海、武漢、西安、廣州四地的調研踩點工作正在進行。

　　二是策劃蟻族第二本書，預計將於今年年底出版，蟻族第二本書與第一本有很大不同，不會再堅持宏觀分析、微觀故事與群體碰撞這樣的寫作思路，而是會從一個全新的視角來看待蟻族和蟻族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