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建平不是最黑、最壞的」
他被外界稱為「黑哨」，他被行內視作「叛徒」，他更是中國足球這一歷史事件的替罪羊。
特約撰稿貝倫
2003年1月29日下午，一件在中國體育史和司法史上都有特殊意義的事件發生了。首都北京市宣武區人民法院，正在公開審理著名「黑哨」龔建平一案。
法院外站着密密麻麻的來自全國各地的記者。他們急於要把這個轟動全國的案件報道出去。誰都知道這個案子在中國足球界乃至體育界所產生的深遠影響。幾年來，媒體始終以自身的責任感對「黑哨」進行了猛烈的抨擊與揭露，然而他們面對的是一次次矢口否認。甚至是「惡人先告狀」。2002年春，「龔建平事件」 使司法介入，往日的抵賴與肆無忌憚終於被打開了一個大缺口。可惜大部分記者未能進入審判廳。只有新華社和中央電視台總共3名記者被獲准採訪。早就盼着這一天的老記們雲集法庭外，等待着最終的判決。
站在被告席上的龔建平氣色很好，由於很少在戶外活動，他比入獄前顯得白淨。龔建平身高超過1.82米，他不像刑事犯罪分子那般面目猙獰，這位入獄前經常面對媒體的「公眾人物」很懂得自己的「對外形象」。他並不驚惶地面對法官，不時地發出微笑，不知是一種輕蔑，還是在給自己壯膽。
無法抗拒的大環境
直到今天，許多足球圈內的人都在說:「龔建平在『黑哨』的群體裏根本不算什麼大人物，比他黑、比他壞的『黑哨』有一批，只是他運氣太糟，最終由他一個人頂包。」
圈內的很多人都知道，裁判幾年間拿了幾百萬的也非極個別現象。一位曾在俱樂部當過副總的人說:「我最多一次給過一位裁判50萬元，因為這場比賽實在太重要了。如果輸了，俱樂部就要貶值兩千萬，只能舍小求大了。」一個「黑哨」中間人在酒後吐真言:「希望就到龔建平這裏打住吧。我還好辦，只是在黑錢里提點成，況且我不能算國家工作人員，龔建平是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身份判的，照這個標準，有些『黑哨一黑』的錢足夠槍斃的了。」也有的裁判私下說:「龔建平的做法太農民了，總想吃『獨食』，沒有把一些方面照顧好。尤其是他拿了錢不給人家消災，逼得俱樂部老闆魚死網破。人家xx才玩兒得好，兩頭拿錢，執法時既公平又穩妥。」
一位曾投資乙級聯賽的老闆說:「龔建平據說受賄了37萬。其實乙級聯賽里就有一場拿20萬元的『黑哨』。一般性比賽，我們給主裁的錢是兩萬元，邊裁兩千到八千不等。進入複賽階段一般是主裁每場三四萬，一局定生死的場次則更高，也有能達到十萬二十萬的。不怕大家笑話，複賽階段的比賽我常常是帶上幾個人拎着錢袋子去。鑑於裁判提前三天就到賽區，送錢的方式一般都是直接給。雖說名義上是地方足協負責接待，但按規定俱樂部應該負擔5天的費用，接送車輛什麼的也由俱樂部出，所以給雙方『勾兌』提供了方便。我們付錢的方式一般都是在酒桌上直接給現金，一般的都收，就遇到一個事後退回來的裁判。鑑於這種『黑錢』無法入賬，所以乾脆就『集體負責制』，每次從財務拿錢都是幾個人同時簽字，出了事大家共同兜着。下賬的時候只能做假帳，比如以服裝贊、招待費等等的名義都可以下賬。乙級聯賽和甲A甲B不同，因為到決賽時都沒有完整的比賽錄像，所以裁判沒有後顧之憂。我在乙級聯賽玩兒了幾年。投進了上千萬，得出的結論是這個圈子太黑了。『黑哨』黑還不可怕，關鍵是管理人員沆瀣一氣。每次他們下來人，吃吃喝喝、洗洗玩玩的事兒難免，有些人還得帶點『銀子』走。」
「龔建平事件」使一些既不寒而慄又有些懺悔的裁判回憶起了過去:「老龔啊，他在裁判里拿的黑錢真不算多，因為從他執法的級別和關鍵性就可以算出來。說句公道話，要說我們主動索要，那真是冤枉了我們。我們收『黑錢』簡直是一條龍，從我們的『上級』參與，直到中間人虔誠地送來，再到俱樂部死乞白賴要給，你說誰能抵禦得了？關鍵在這個大背景下，你不拿『黑錢』，要落個『裝孫子』的名聲，在圈子裏都沒法混。龔建平的事一出，給我們提了個醒，不，簡直給了我們一個狠狠的巴掌。如果再這樣下去，非有一批裁判被押到刑場上去。」
一位在職業化初期執法，後來因年齡大而退出足球圈的裁判痛心地說:「我們那時當裁判。基本的出發點是對事業的愛好。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吹一場比賽是兩毛錢，從家裏去體育場，坐公交車往返就是8分錢，再喝一瓶汽水8分錢，還剩下4分錢，但依然樂此不疲。當然，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後來裁判的條件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他們的待遇越來越高，再也不用住幾十元的賓館，而是四星、五星；再也不是十元的伙食補助，而是生猛海鮮隨便吃。聽到這些，我們這些老裁判有些氣憤。可是如果我們真的身在其中，又沒有任何法規約束我們，我們就真的能夠抵禦嗎？再到後來，送的錢從用信封裝到從書包里一捆捆地掏，裁判一看厚度就能決定哨子偏向誰。」
禍起「懺悔信"
在法庭上，法官宣佈:經審理查明:2000年至2001年，龔建平在受中國足球協會指派擔任全國足球甲級隊A組、B組聯賽主裁判員職務期間，先後9次收受他人給予的財物，共計人民幣37萬元。
龔建平去世後，人們確實有些同情他，他也確實值得同情，因為他的罪行不應該用生命作為償還代價，「黑哨」之罪也不應該由他一個人承擔。這也提醒人們，雖然會有法不責眾的時候，但一旦誰被法律盯上，總會成為「倒霉蛋」。業內有人回憶，行業內的肆無忌憚，會讓一個人失去理智，龔建平並不是偶爾失足。遠的不說，就在1999年，裁委會全年共計處罰裁判員賽區違規者6人，執法失誤者14人。其中受處罰最重的就是龔建平一一被停吹半年。他在大連萬達和深圳平安之戰中對孫繼海判罰黃牌所犯的錯誤曾引起軒然大波。後來從錄像中發現，作為國際裁判，龔建平那樣的判罰絕對是非理智的。即使一向袒護裁判的足協也不得不揮淚斬馬謖；2000年3月，太陽神向中國足協提交了正式申訴，對象是上輪當值主裁龔建平，太陽神對他在比賽中的三處「不公正判罰」表示不滿；2001年 7月7日，北京晨報一位記者作為中國足球聯賽新聞監督參與到聯賽的組織工作中，新聞監督要協助比賽監督的工作。這位記者在比賽前一天抵達杭州，他被安排在西子賓館2號樓。他當時是到杭州監督甲B聯賽，主裁判就是龔建平。按照規定，比賽監督必須和四名裁判住在一起，這樣便於管理。但是，那次接待的有關方面卻沒有遵循這一規定。比賽監督說:「這次由於西子賓館的房間緊張，我們幾個人沒有被安排在同一個樓，希望大家能夠自覺。」簡單收拾後，記者到比賽監督的房間去報到。幾分鐘後，這位記者第一次見到龔建平，並由此相識。這位記者回憶，龔建平比較隨和，比賽那天，杭州細雨濛濛，中場休息時，這位記者在裁判休息室見到龔建平。龔建平指着被打濕了的裁判服說，「你看我們裁判多辛苦啊，可是很多人對我們裁判還有那麼多看法。你是記者，你應該多寫寫我們裁判的生活。」這位記者當時以為龔建平情真意切。沒料到在滿腹委屈後，竟是黑金交易。2002年4月17日，新華社《「黑哨」龔建平依法批准逮捕》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話:「2001年7月7日，龔建平在浙江杭州市黃龍體育場執行全國足球甲B聯賽裁判任務，對陣雙方是浙江綠城隊和廈門紅獅隊。龔建平在杭州西子賓館，收受綠城俱樂部賄賂款人民幣8萬元。」這位記者感嘆，這種交易只有中午或者晚上的休息時間可以進行，因為只有在這段時間，他們才不在比賽監督的眼皮底下。
看起來龔建平也不老實，但了解內情的人都知道，這在圈子裏太不叫事兒了。
這年12月26日，浙江省體育局局長陳培德公開了一名曾經執法綠城隊比賽的裁判員所寫的懺悔書，以及這名裁判退回的黑錢4萬元現金。懺悔書中說道: 「我執法足球聯賽多年，吉利和綠城所講的假球和黑哨情況的確存在，我自己就有過這樣的親身經歷。雖然我執法的初衷不是這樣，也不願是這樣。但一旦進入這個所謂的『圈子』，就身不由己參與了這種罪惡的交易。每參與一次那種罪惡的交易，我都會受到一次良心的譴責。」在多家媒體的追問下，宋衛平和陳培德等人對外宣稱，他們手中有一份收取黑錢的裁判員名單，但是這個名單他們卻諱莫如深。一直不肯對外公佈。後來據多方分析，證實「懺悔者」就是龔建平。有人說，龔建平這樣做是自投羅網，但更多的人分析，是龔建平交了4萬元破壞了行規，使他被憤怒地拋出。他的下場能不能證實「坦白從寬，牢底坐穿；抗拒從嚴，回家過年」這一民間笑話？
2002年3月15日午4時，龔建平剛被宣武區公安分局的刑警帶走。3月23日，在眾多媒體記者的追問下，宣武區公安分局的宣傳幹警承認了龔建平確實在押的事實，但對媒體採用的「拘捕」字眼予以否認。3月29日，有國內體育媒體稱，由國家監察部和公安部商業犯罪調查處聯合組成的「黑哨調查專案組」在北京正式成立。這意味着龔建平事件又上了一個台階。報道還說，龔建平事件為最高機密。4月12日，北京市公安局宣武分局向宣武區檢察院正式提請批准逮捕龔建平。4月17日，北京市宣武區檢察院檢察長已經正式簽發逮捕令，以涉嫌企業人員受賄罪對涉嫌黑哨事件的龔建平批准逮捕。2002年12月19日，北京市宣武區人民檢察院對龔建平提起公訴。宣武區人民法院按照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指定管轄決定，對龔建平案依法組成合議庭於29日公開開庭審理。龔建平的親屬及其他群眾參加了旁聽。
2003年1月29日下午，北京市宣武區人民法院公開審理龔建平一案，法院當庭宣告一審判決，以受賄罪判處被告人龔建平有期徒刑10年。法院審理認為，被告人龔建平利用擔任裁判員職務之便，接受請託，多次收受他人給予的財物，且數額巨大，構成受賄罪。龔建平在被採取強制措施後，主動坦白交代了受賄罪的大部分事宴，酌情從輕處罰。法院依據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條、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和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做出上述判決。
懷念與不平
從進入監獄的第一天起，龔建平就成為一個被同情者。有人說，判了龔建平，合乎情理；只判龔建平，天理難容。
正是龔建平擔起了所有人所有罪的不公，使得龔建平很快成為人們心目中一個被誇大、被同情的角色。就在同情尚在延續，關注仍未消去時，突然傳來龔建平病了，而且病得不輕，不幾天便得到他去世的不幸消息。2004年7月11曰上午9時21分，龔建平在北京304醫院停止了呼吸。他患的是骨髓增生異常綜合徵，雖然說起來是個不常見的怪病，其實就是白血病，這種病與心情壓抑有很大的關係。
龔建平的追悼會算是個另類追悼會，足協沒有人去，但是來參加追悼人依然不少，這裏不乏同情和安慰。龔建平靈堂前的一副輓聯似乎道出心聲:「人垂淚天降雨天人共悲曠世奇案皆知曉」。
龔建平逝世5周年的2009年7月11日，多家報刊登出了龔建平事件的專欄，用「懷念之情」來形容並不為過。從各種文章看，並無替龔建平全面翻案的意思，而是對這個事件荒唐的結局不滿，對龔建平離世給一家人帶來的悲傷與窘境甚為憐惜。
在龔建平的墓前，他七十多歲的母親走下輪椅，淚珠瑩然:「小平，媽帶來了你最愛吃的花生米、燒餅，燒餅給你放這兒了，自己夾肉吃……媽給你帶來紅星二鍋頭，媽知道你好這口。也從不喝貴的。」
龔建平的不少同事、學生都趕來祭奠，都說他是一個好老師，是一個通情達理的男人。龔建平教過的已經成名的高雷雷和張辛昕對「黑哨」的說法很反感，他們一口同聲地說，別跟我說「黑哨」，他就是龔老師、龔叔。
龔建平的遺孀索女士是一名優秀的中學教師，她幾年來承擔了難以言說的壓力。她和女兒成了孤兒寡母，但誰都不願提起傷心事，只是當母親的細心，早上常看見女兒床下擦過眼淚的紙巾。
陳培德，2009年5月被浙江省評出新中國成立六十年浙江最有影響力的60人之一，這位前浙江省體育局局長對此事件的評價耐人尋味:「龔建平絕不應該是第一個受到法律制裁的裁判。更不應該是唯一一個受法律制裁的裁判。這個事件最大的遺憾就是當時機會那麼好，全國媒體都動了起來，形成這麼大的威懾力，這些裁判準備交代問題，而且有些人已經交代了。但是因為很難說清楚的原因，只判了一個龔建平，最後就不了了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