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找一個房子住我吃盡了千辛萬苦。廠里借給我的房子突然有一天分給了北影的一位導演，那位導演的兒子天天趕我走並揚言再不搬就封我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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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到哪裏去住？為什麼偌大的一個中國竟不能有我一張可以歇息的小床和一張安靜的書桌？
我一邊抵抗着不搬家，一邊聯繫過渡的房子，一邊給陳國軍找工作，調動戶口。離婚以後，陳國軍在單位已無法再呆下去。他已為離婚喪失了一切:家庭、兒子、工作、名譽、前途、父母親的健康……他本來沒有錢，現在就更沒有錢了。他在長春已臭不可聞。沒有什麼人理他。人們都把他當成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與此相反，趙雅珉在單位里獲得最崇高的敬重，儘管她從來沒有說過話，人們其實根本就不知道她怎麼想。
陳國軍整天無所事事，在一個男人最好的年華。他那時只有二十九歲。在陳國軍離婚的四年中，我仍然是新聞的中心。除了各種難聽之極的議論以外我忍受了無數的淒清、孤獨和寂寞，抵禦了來自各方面的誘惑。我本來可以嫁錢，只要嫁一個有錢的老公我就可以不愁吃喝，享用不盡；我還可以嫁權，在我沒有房子住的時候只要是嫁一個高幹子弟馬上就有大而舒適的房子，還不會再受批判；我可以嫁一個沒有結婚的，沒有那麼麻煩的家庭問題的，沒有孩子的，最少最少我可以嫁一個北京戶口的……
四年的日日月月不是一瞬即逝，在那艱難困苦的日子裏一天等於二十年。不是領袖有一句詩詞:「長夜難明赤縣天」？在四年裏這句話幾乎天天浮現在我的腦海，我想再沒有人比我更能體會其中的深刻含義。我沒有結婚，我是自由的。我隨時可以改變我的前途、我的選擇。我曾經動搖過很多次，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我堅持了下來。最重要的，是社會和輿論的壓力總是在我動搖的時候推波助瀾，從另一個方向鼓舞我、激勵我，它們使我產生了強烈的把事情進行到底的決心，而事情本身的質量如何，是否出於自己的要求願望，已經拋到九霄雲外，一點都不重要了。
可以說在那個時候我對任何男人都視而不見。不管他們多麼優秀，不管他們多麼溫情脈脈，在我的腦袋裏只有長春。在陳國軍離婚以後，我們的關係逐漸在電影圈內部公開，一直以為我只是由於生活作風不正派與陳國軍玩鬧一場的人們接受不了我們開始認真在一起的這個事實。
我對陳國軍為我敢於拋棄一切的真情抱有極大的感恩心理。要還給他一切成了我生活的全部。事隔多年以後我反應過來，其實那些年裏，我只是為社會和輿論活着，可是我當時想不到這些。陳國軍離婚只是我們和社會鬥爭勝利的一個起點。只有還給他一切，讓他成為頂天立地的男子漢，這個圈才能畫圓。所有的輿論對我們在一起這件事都不認可。對我為什麼會找他眾說紛紜，至今不能使我忘記的是人們最後蓋棺論定的一句話:「因為陳國軍的床上功夫尤其出色。」
我根本沒有任何判斷力。在我有主張、叛逆的後面實際上是輿淪的俘虜。我天天收集、了解、捕捉、記憶這些輿論，並且針對它們反其道而行之。我向社會宣戰。我為這些而生存。
首先要解決住房的問題，然後調動陳國軍的工作，接着再調他的戶口，戶口一定要在北京，以後他的兒子戶口也可以一起到北京。還有，他一定要拍一部最棒最棒的戲。剛離婚時的喜悅早已過去，整天遊手好閒使陳國軍焦躁不安。我們仍然不能在一起。他到北京還得跟單位請假，單位仍然不准假。情況除了「鬥爭會 」停止免去我們進監獄之憂外，其餘沒有任何變化。
我成大東跑西竄，動用一切社會關係想辦法。可是不靈。只要聽說是陳國軍的事，這些關係就變得不管用。無論我把他吹得天花亂墜，人家也不聽。沒有單位肯出面借調他。
無奈何只好找到我一個朋友，他剛剛成立了一個什麼「影視中心」，說清楚他給出借調函我們自己掏借調費，他終於答應，我趕緊點頭哈腰再三感謝。
一個單位借調另一個單位的人員要付給單位勞務費，這是歷來的規矩。一般最低金額是被借調人員工資的百分之四百。
這就是說，為了陳國軍能到北京，我自己每個月要掏四倍陳國軍工資的錢付給長影劇團。幸好那時由於「走穴」我已有了小小的積蓄，儘管捨不得，覺得不公平，也只有這樣做。一定要跨出長春。這是第一步。借調函有了。錢也解決了。還得找一個人扮演影視中心的工作人員，去長影辦借調手續。陳國軍由於離婚屬於內控分子，一般的戲來找都不外借，必須有人去，得是知根知底的人。還要找一個大的幌子，比方說這是中央××單位拍的××重點片等等，不然肯定借不出來。找誰去呢？誰這麼夠哥們肯去長春一趟，同時還具備能說會道再加上出色的表演天賦呢？
把我認識的所有人都想了一遍。同時也找了幾個人，有的確實沒有時間，有的找藉口婉言拒絕了。最後想到北影的一位青年導演，他一直與我關係甚好，人也仗義，夠哥們，也兼備能說會道及表演多種才華。最理想的人選！早就應該去找他！我把我的想法及真實情況和盤托出跟他一說，果真我沒有看錯人，他很爽快地答應了。而且他也正好有時間。我們坐下來具體商量此次去長春之行的方針、政策及可能發生的和不可預計的情況，討論了好長時間。我把我了解的情況儘可能細地介紹給他，並且千叮嚀萬囑咐切切不可泄露與我的關係或是我知道這個事情，尤其是見到陳國軍千萬不可打招呼要裝作不認識，一副公事公辦的樣子。
我們還說好在長春期間不可與我通話，假如實在要通電話必須到街上遠離陳國軍單位的電話局去打，並且務必看清身邊的人，記住切不可說出我的名字。兩天以後，朋友出發。我在北京坐鎮，一面關心長春的情況，一面繼續跑房子的問題。陳國軍就像是一個武林高手被人點穴武功盡失，只有坐等我的救援，他只是離了一下婚就到了這個地步。這時候，天無絕人之路，我突然得到了一套房子。北京流量計廠的廠長在一次我為他們廠的演出中得知我的情況，實在看不過去，伸出了同情之手。
後來這位廠長成為我們全家的朋友直到現今。他不管我和陳國軍之間相不相配，也不管陳國軍是否剛離婚，只知道我對電影事業有過貢獻，只知道我是人，就應該有個安身之所。他派車並且親自陪我去給陳國軍跑北京戶口，儘管沒有跑成。與他在一起我想起北影一位演員對我說過的話:「我的朋友都是工人。與他們相交放心，比跟文藝界來往好得多。」好人還是有。世界畢竟還是有光明。北影劇團的團長陳強，在我與他聊天時談到陳國軍還在長春及我與他的關係時乾脆地說:「 把他調到北影來。我們總是要把女婿娶進來，不能把我們的閨女嫁出去。」我不會忘記這件事。北影也突然通知我在一個舊樓有一套小房子，可以分給我住。
過去總是說「福不雙至，禍不單行」，原來福也會雙至。長春方面的朋友來電話說，目前一切進展順利，如果不出意外情況，陳國軍不日可到北京。在陳國軍還未到北京之前，他的母親連同哥哥弟弟先到了我家，因為他母親病重需要到北京治療。汪洋廠長又一次出來對我進行了關鍵性的關懷，由北影專車每天接送他母親去醫院檢查。
於是我一面打掃新房子，一面收拾舊房子，一邊陪陳國軍的媽媽去看病，一邊拍戲，每天按東北習慣給大家做飯，老人家又有肝炎又有糖尿病，既不能吃甜的又要吃好的，使不會做飯的我費盡了心思，還忙陳國軍的調動，忙自己的雜七雜八，忙得不亦樂乎。
診斷的結果他母親已患了晚期肝癌，醫生當面告訴她最多活不過十年。眼看着老人家淚水汩汩流出，我的腳後跟都軟了，趕緊忙着安慰她，一邊聯繫住院治療。肝癌病人已是晚期沒有醫院肯收，跑斷了雙腿，磨破了嘴皮，才開後門住進了海軍總醫院。
幾經周折陳國軍終於到了北京。每天拍完戲我和陳國軍出門去醫院看望他母親成為北影院裏的一「景」。不想受人們的指指點點我們從來分開走路，一個先走一個後走免得太招眼。
由於陳國軍母親病重，他的父親及另外幾個兄弟都來到我處，又拍戲又做飯我終於病倒了。可是即便是病倒了也不敢與人去說，因為北影廠知道他們來，個別人看到我做飯，傳出去已群情激奮為我「不平」。大家摩拳擦掌氣憤填膺，各種話聽得太多不能說完全對我沒有影響。
兩個月後，陳國軍母親的病稍許有些穩定。於是我們又忙着送他母親回家，忙着從借住的已分給某導演的房子搬到屬於自己的小屋。
屈指一算。我到北京工作已經有七八個年頭。在這麼多的歲月里我特別特別想父母親，特別特別地想家。最特別尤其特別想把他們接到北京來。過去我沒有條件，想也是白想。現在有一點可能了，於是乎我天天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