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09年以來，從「躲貓貓案」到「少女賣淫案」等一系列事件的不斷發生，使原本地處偏僻的雲南省時時「媒體關注，記者雲集」，掀起了一陣前所未有的「新聞旋風」。但是這陣「風」並沒有來得更猛烈，而是被雲南官方突然強力叫停。
2009年8月中旬，一份落款「省紀委、省監察廳聯合調查組」的紅頭文件正式下發，對「3·16」案件中一些相關的單位和幹部「建議問責」。 「3·16」案件，即之前輿論熱炒的所謂「小學生賣淫案」，也稱「處女賣淫案」。這起由昆明市公安局下轄的王家橋派出所造就的著名案例，在經過黨委、政府、警方、媒體、律師和網民各方的多重關注與角力後，每次所得出的「階段性結果」，不但不能平息之前社會公眾對昆明警方的種種質疑，相反在互聯網和媒體上又掀起了新的輿論高潮。
該聯合調查組由雲南省紀委、雲南省監察廳、雲南省委宣傳部和雲南省公安廳共同組成，由於此行動將影響到許多官場人士的前途、命運，所以自「聯合調查組」組成開展工作之日起就一直被相關人員關注。由於「世界上沒有不透風的牆」，該文件下發的消息迅速在雲南省官場傳開。
隨後，一方面是當事人刻意迴避，同時公眾長期關注已呈現疲憊；另一方面是雲南境外緬甸境內戰事正酣，有關「少女賣淫案」問責結果出爐竟然沒有引起什麼波動。
不是「各打50大棒」
吵吵嚷嚷的昆明「少女賣淫案」，引發全社會看法截然不同的兩派激烈交鋒，至今仍然不絕。兩個焦點分別是:昆明警方對少女一家的一次次持續執法、罰款、毆打、拘留和逮捕等，是否屬於合法性執法與和諧性執法；媒體、網民對於此案件的持續關注、報道內容是否真實、可信？
現在，所有的問題已經由雲南「省紀委、省監察廳聯合調查組」回答了。2009年8月中旬，雲南省內四家市場報紙，三家被調查組以文件下發的形式建議處罰。雲南省一名媒體知情人士透露，該紅頭文件中「責任追究和處理建議」部分主要有如此表述:
「鑑於雲南信息報社把關不嚴，採訪不夠深入，導致報道嚴重失實；春城晚報社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不執行有關宣傳紀律，且違反了未成年人保護法律規定，建議新聞出版主管部門對雲南信息報社、春城晚報社給予行政處罰，責令生活新報社作出深刻檢查。」
該媒體人士說:「雲南信息報社、春城晚報社被行政處罰，相當於被亮了一張『黃牌』，國家已經有規定，三張黃牌就必須停刊整頓，所以這樣的處罰決定對報社是很重的。」
他表示，奇怪的是之前這兩家報社已經分別刊登了「更正啟示」和「致歉聲明」，對於媒體而言已經「損失慘重」，但是還要繼續受到處罰；而《生活新報》對該事件並沒有多少涉足，但是也被一併處罰，只是程度較輕；僅剩昆明日報靡下的《都市時報》由於「認真執行宣傳部的通知，報道舉動謹慎」，得以置身事外。
「其實在整個事件中媒體和警方一樣受了『矇騙』，即媒體因為看到作假的『處女檢驗報告』而刊登了錯誤報道，但是警方同樣聲稱『因為被對方臨時換衣服矇騙而錯抓了少女』。」他說，「雖然雙方都有被當事人矇騙的情節，但是最後媒體為此付出的代價遠遠大於警方，只因為警方傷害的是普通老百姓，而媒體傷害的卻是力量強大的警方。」
對於直接責任人的追究建議:《春城晚報》副總編輯鄧申吉、《雲南信息報》總編輯譚智良和副總編輯王雷及採編部副主任馬偉智分別負有「主要領導責任」、「重要領導責任」及「直接責任」。同時，雲南日報報業集團（主管《春城晚報》）副總經理張光旭、雲南出版集團公司（主管《雲南信息報》）副總經理龍雪飛被「誡免談話，責成寫出深刻檢查」。
最令人關注的是因「組織網友調查躲貓貓案」而聲名大振，「少女賣淫案」中在「凱迪互動網媒」的「貓眼看人」欄目上實名發帖，批露了昆明警方工作瑕疵的雲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伍皓，也被「談話提醒」，理由是「在把握宣傳方向、輿論導向方面負有一定領導責任」。儘管理論上伍皓、張光旭和龍雪飛同為副廳級幹部，但是由於伍皓身為宣傳部領導，同時分管雲南省的新聞工作，所以更加受到關注。
此前，伍皓已經被雲南有關高級官員指責「工作觀念過於超前，會把雲南引入輿論災難」，雲南官場一度有傳言其將被摘掉官帽。
而該文件對昆明警方的處理建議卻「涉及級別很低」:王家橋派出所所長聶天傑「應承擔主要責任」，當天值班領導刑偵中隊隊長王雲暉「應承擔重要責任」。理由是「王家橋派出所存在對協警隊伍管理鬆懈、協警人員工作方法簡單粗暴等問題」、「王家橋派出所存在執法程序不規範不完備、涉案財物監管不規範及弄虛作假應付調查等問題」。事實上在事件發生初期，昆明市公安局紀委已經對聶天傑等6人作出了處分，辭退了兩名巡防人員。
「『少女賣淫案』鬧得這麼大，如果調查組公佈的內容全部屬實，那麼對各種相關部門和人員進行問責是必然的。」雲南省的一名社會學者說，「對『說話』 的宣傳部門和媒體方面的處罰似乎很嚴，但對『做事』的警方處罰似乎有點兒戲，調查組認定全部都是基層警察的問題和責任，這很難讓公眾信服。」
他表示，原以為昆明市公安局長和雲南省公安廳分管的副廳長會同時被問責，但是結果是連五華區公安分局的領導都沒有涉及，「調查組的處理說明不是『各打50大棒』，顯然是宣傳部和媒體犯了更主要的錯誤」。
事實上，「少女賣淫案」的確使不少媒體面臨眾多指責和考驗，也引發媒體的積極討論思考:在強大的網絡民意面前，媒體怎樣既呈現民意又不被民意裹挾？在公權力的傲慢面前，媒體如何質疑公權力但又不走向極端的民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