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文廣：開放通訊 讓新疆事件真相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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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山東大學前教授，我叫孫文廣。今天很高興能夠來到希望之聲的海內、海外名家談欄目談談我的一些觀點。今天我談的主要題目就是對新疆七五事件的一些看法。

對新疆七五事件，報紙上登出來以後，我主要是從國內的電視還有一些報紙上看到一些消息。那麼當時我有一些想法，這些想法看來我感到必須把它寫出來，所以就寫了四份評論：一評、二評、三評、四評，分別在海外的一些網站上發表出來。但是發表很困難，有的地方只發表了三評、四評，一評、二評它沒有看到。那麼我按照這個評論的順序來談談我的一些觀點。

我覺得新疆的七五暴力事件，從現在我看到的信息，當然有一些事實還弄不清楚，但是我有一個感覺，這個感覺就是新疆當局它應該為這個「七五」事件承擔責任，或者我認為主要的責任在於他們。

這個問題是很敏感的，要不要寫？我周圍的很多朋友都跟我講，你最好是不要寫這個題目，因為這個太敏感了，弄得不好的話就可能惹一些麻煩。你已經兩次坐牢了嘛，而且不斷的受到打壓，被傳喚、被抄家，電腦被抄走了。在今年的清明，因為出去悼念英烈，又被打斷四根肋骨，你何苦要寫這種文章呢？

但是我自己心裏總有一種壓抑不下的衝動，覺得這麼大的一個事件，而且當局這麼多的問題，不講好象心裏覺得很不舒服，就有點一吐為快的想法。

那麼從哪裏寫起呢？有的問題雖然有些看法，但是還沒有很確鑿的事實，因為做為我們這樣一個一般的民眾的話，他能接觸到的信息是很有限的。那麼後來我就分析當時從大陸的電視上看到的一些信息，有些領導人明確的講，他們已經切斷了新疆烏魯木齊對外的通訊。我覺得這不對，因為多年以來我很關心中國憲法的修改，也寫了很多文章。那我就立刻想到中國現行憲法的第四十條，它規定要保證公民的通訊自由權利。既然要通訊自由，你把一個烏魯木齊市，有將近三百萬人口的一個城市的互聯網和手機短訊都把它切斷，因為這是他們當官的自己講的啦。我覺得這個是不對的，違反憲法的。我可以從這個角度來寫一點文章，這個我覺得是站不住腳的，那麼我就寫了一評，題目就叫做《當局切斷通信是違憲》，就是違反憲法。

那我就把大體意思寫出來，就是說你不管發生什麼事情，公民的通信自由權利你不能夠剝奪。將近三百萬人口的城市，它的民眾要向外發表他的觀點，或者聯絡，需要通信；他們要獲得外界的信息，也需要通信的方式。你現在把它切斷了，這是違背憲法的，應該查究。那麼這個責任在政府。

現在沒有發生戰爭，即使發生戰爭，是不是就能夠剝奪公民的通信權利都是要商討的問題，何況現在不是戰爭年代。那麼當時政府的講話里就表示要切斷通信是為了避免參加暴亂的人，他們說的「敵對勢力」，要利用通信來串聯，來協調行動。

那我想按照中國一貫的說法，這個敵對分子是少數，多數都是要主張穩定的。按照他們的觀點，多數人都是擁護黨的領導的。那麼既然這樣的話，你為什麼把多數人的通信全給剝奪了？不對呀是吧？你為了少數人的行動而剝奪絕大多數居民的通信自由，這是不對的，我覺得這個是站不住腳。那麼我就寫了評論，就是一評，題目就叫《當局切斷通信是違憲的》。

那麼後來這篇文章發表的第二天，濟南市的國保就打電話來要找我談話。我說你談話的話要約定時間，我現在沒有時間。那麼他就找了學校的公安處給我打電話，說去談談。後來我去了，去了以後呢他們就跟我說：說你怎麼寫這個文章在海外發表呢？我說我是有這個觀點，你說我這個觀點哪個錯了？我就把這個文章的內容說了一下，他說不出什麼來。那麼他說你可以在國內發表啊，可以給領導上反映啊。我說國內能發表我的文章嗎？根本不可能啊，所以我只好到國外去發表。那麼他說你可能向上級反映。那麼我也沒有答應他、允諾他說我就不寫文章了，沒有那樣說。

回來以後我想，他讓我向領導反映，我向哪一個領導呢？象新疆這麼大的事情，死了那麼多的人，官方現在說是一百多了，那麼實際上死的人估計比這個數字還要多，傷的也有大概一千多人。這麼大的事情，找誰呢？後來我想我就給胡錦濤主席寫信。所以我就寫了一封給胡錦濤主席的信。寫完信以後我說既然你說不能投稿，那我先發個特快專遞。

一評是在七月九號寫的，那麼七月十號他們來找我談話，七月十一號我就用特快專遞給胡錦濤寫去了一封信。這封信主要的內容一個是把我寫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一評七五事件的內容跟他講了；另外一個就建議他要追究幹部的責任。

在信里我就提出來了，現在大陸的媒體都把這次事件的主要責任歸結到國外的勢力的挑動或者是煽動。我覺得這個講法至少是不全面的。我的意見就是這個事件主要的責任還在國內還在當局。因為當地的幹部作為公安來講，他應該早就知道群眾的示威要發生。而且新疆的第一書記王樂泉曾經對香港的一個記者講過，說海外有些什麼活動或者要挑起什麼事端，我們事先就知道了，我們就可以消滅在萌芽狀態。那麼既然是這樣的話他就知道這一天有人要遊行，那麼他採取了什麼對策了呢？他應該制止這個暴力呀，提前來制止呀。那麼這個暴力事件在哪發生的，是什麼人搞的打砸搶，搞的暴力，是不是有開槍？它這個應該說清楚啊。所以我覺得應該追查當地幹部的責任。

那麼這是十一號寄出去，十一號寄出去以後我就等啦，因為我用特快專遞寄的嘛。寄出去以後很多天都沒有回音，在這封信里我還再三講，收到了以後要儘快回復我。那既然沒有回音，那麼我就繼續寫了，寫了第三封信，就是三評新疆七五事件，題目就叫《必須開放新疆通信》。

為什麼寫這封信呢？因為我第一封信是批評了切斷通信這個事情，因為切斷通信是違背憲法的。但是直到十八號，新疆的主席白克力他答記者問的時候他回答說：這次事件發生以後，為了穩控當地的局面，對互聯網實行了管制，這是世界各國都會採取的措施。還表示隨着局勢的穩定，對互聯網的管制會逐漸解除。在這裏他第一個是認為切斷通信是正當的措施，世界各國都會有的；第二他說明將會逐漸的解除，那就是說到十八號通信的切斷還沒有解除。所以我就對他的觀點提出了批評。

第一個他說世界各會都會採取這樣的措施，就是出現一些突發性的事件以後會切斷通信。這個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就是這貝克力主席他能不能舉出一些事例來說明哪一些國家是有這樣的制度呀，有這樣一些規定呢？

你象美國，在九一一遭到恐怖襲擊的時候，當時的美國並沒有切斷紐約的通信。恐怖事件事件，居民要聯繫呀，告訴家人呀，還有告訴朋友呀，大家知道現場的事件呀，那怎麼能切斷通信呢？所以這個我覺得他講的是有違真實。所以我就寫了一個《必須開放新疆通信》。因為他過了兩個星期還沒開放嘛，要他開放。而且對他的說法進行了批評和駁斥了他的觀點，提出了開放通信的必要性。這是三評新疆七五事件，題目叫《必須開放新疆通信》。

過了幾天我又看到有一個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佈的一個《關於實行黨政領導幹部問責的暫行規定》。它說幹部不能干擾阻礙問責調查，凡是有弄虛作假，隱瞞事實真相的，都要從嚴問責、從重問責。那我覺得這個不錯。

另外我有一個想法，什麼想法呢？就是這個問責的規定是七月十二號，就是在七五事件之後大概一個星期公佈的。我就想，公佈這個問責規定，就是對突發的群體性的事件它的責任要在幹部裏邊要問責，你這個幹部有沒有失職，有沒有隱瞞真相。我覺得能提出這個問題，在新疆事件之後的第七天能提出這樣一個規定公諸於眾，我覺得這個可能會有些背景。也就是在共產黨的內部，中共內部有一些人是要想一個問責的制度，看看幹部有沒有失職，有沒有隱瞞真相。

那麼我又聯繫到事件發生之後，在新疆馬上就切斷通信，這裏邊很可能有的幹部他掩蓋在新疆暴發的暴力事件的一些真相。你為什麼要切斷通信呢？那麼通信不管是手機也好，互聯網也好，它就有可能把當地真實的情況傳播出來，你切斷以後它就很難了嘛。所以現在我們現在從網上很少能看到新疆事件的照片。那麼我覺得問責的規定應該說明他們內部是有分歧的，有的人是希望掩蓋真相。所以我就寫了第四篇評論文章。題目就叫《喜見問責規定》。

總結我寫這幾篇文章的主體思想有這樣幾個：新疆在五月七號暴發了一個群體性的事件，那麼這個事件的起因最初的一個行動就是有人上街遊行、示威，為了廣東省韶關的一個事件。那麼這種示威遊行，應該講它是民意的一個正確的表達，它表達民意的。那麼以後出現了暴力事件，這個暴力事件現在的信息還比較不全面，給我們看到的只是打壞的一些汽車，一些受傷的民眾，到底是誰打的？

那麼另外還有開槍事件。這個開槍事件現在的報導就是已經打死了十二個人，是官方的報導了。還有一個孕婦被流彈打死。而這個也很奇怪呀，流彈打死了一個孕婦，那麼你實彈打死的什麼人呢？是誰開的槍呢？在什麼情況下開的槍呢？這些事情都應該查清楚。要問責的話就要問責這些方面，你當局是誰下令開的槍？開槍打死了多少人？那麼受傷的，被子彈打傷的到底有多少？這些要公佈出來，這是起血案嘛，死了很多人。這是一件事情。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大陸的媒體也報導過，就是在七五事件的當天，在遊行的過程當中，有些地方突然衝出一些人來，這些人拿着木頭棍子到處亂打。而這些人的兇器是什麼呢，是有一個卡車送來的，規格都完全一樣的一些木棍。那麼這些卡車是誰派來的？而且這些木棍都是整齊一致。這就完全是預謀了，那麼你這個事情可以查呀，汽車有號碼，到底是誰派的？是海外敵對勢力運來的木棍呢？還是在新疆內部有一些人？這些人怎麼有這麼大的勢力運這些木棍來？當然也是有懷疑，這些背後的策劃者到底是誰？這個要弄清楚。

所以我覺得作為新疆事件，現在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弄清事情的真相。開槍打死多少人？有人專門製造了打人的，或者說進行破壞的工具，就是木棍，用汽車運到現場，是誰運過來的？象這些事情要不搞清的話，就很難說這次暴力事件就是開始遊行的那些人製造的。

也就是說我認為現在新疆的七五事件，要真正把它幕後策劃者找出來，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只有暢通信息渠道，互聯網，民眾的通信都應該開放，大家要把看到的、想到的意見都表達出來。因為有三百萬人口的烏魯木齊市，大家的意見、大家的看法這是非常重要的。不能說抓了一些人，或者判了一些人就把這個事情壓下去，這是不對的。通過調查，通過深入的去詢問一些人士，才有可能把事情弄清楚。

現在海外的記者去了一些，但是不多。比如說七月十八號新疆主席貝克力接見海外記者，他們報導的就是三家，一個是路透社，還有另外兩個。那麼在座的人我那麼看看，就是五、六個人，甚至不超過十個，那就是它劃定了一個很小的圈。這是不對的，你應該更廣泛一些。象國外的美聯社啦、法新社啦，大的通訊社都應該讓他們來人嘛。還一些大報，象《紐約時報》、象台灣的《聯合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都應該讓他們來呀。就是開放海外媒體的採訪，而且是獨立、自由的採訪。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國內。國內有一些媒體你象《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那麼還有其它的一些報紙，都應該來採訪啊、來報導。都要獨立的採訪、獨立的調查，這樣才能夠把真相弄清楚，應該還給民眾一個知情權。

大家要知道真相，要知道這個過程，特別是要知道當局針對這次事件他們都採取了哪些措施，哪些措施是違法的。比如說第個就是你切斷通信長達兩個星期，這是違憲的、違法的。應該立刻停止，讓大家講話嘛，讓大家知情嘛。你把通信切斷了，怎麼講話，怎麼知情呢？
所以我覺得國內產生這麼大的事情，除了當地很關心這個事，外邊的人，不在新疆的一些知識分子，應該理直氣壯的來表示自己的看法，談談自己的意見。現在大陸的知識分子是有很多看法的，有很多見識。但是因為多年的打壓，他們怕弄的不好就惹火燒身，或者是惹來麻煩。我覺得這種擔心不是一點道理沒有。但是作為國家的一個大事，作為新疆民眾的一個大事，死了這麼多人，受傷的都是將近兩千人，那麼這麼一個大的事件，我們應該表示自己的態度，表示自己的看法。而且根據我們自己的能力來了解，來分析一些情況。只有大家都能夠關心這個事，評論這個事，那麼這個事件就有可能更快的得到一個合情合理的結論。

另外我覺得不管是胡錦濤或者是溫家寶也好，他們滿可以做一些對人民有利，能夠推進政治上的改革的這麼一些作為。我想任何一個人在台上都是一段時間，在這一段時間要儘量的來為民眾、為國家、為社會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千萬不要留下一些罵名。過去中共的一些高層領導人有的就是這樣，只管自己個人的或者小團體的利益，做事情不考慮在歷史上會留下什麼評價，他們認為自己就可以一手遮天。實際上反過頭來看呢，他們所製造的錯案、假案、冤案、血案，是會記錄在歷史上的，會遺臭萬年。我想這是當前中國高層應該思考的問題，這也是我在寫這幾封信的時候所考慮到的一些意見吧。

這就是我寫的四份評論的一些思考，好，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