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崔健：一個搖滾音樂家是反叛的(附圖)
2009年06月12日11:00 南方人物周刊
崔健 圖/本刊記者姜曉明
本刊記者 吳虹飛 實習記者 張瑩瑩
崔健容易被人想像成具有詩人、哲學家、思想者氣質的音樂人。這個角色，更多是由樂評人、文人以及媒體賦予的。他自己並不否認。
從1986年工體的那一場演唱會到現在，崔健依然在唱，無論是在主旋律的舞台，還是在容納百人的小場子，甚至是香港的飯館。
47歲的崔健似乎一直是一個斗士。他認為自己沒有變成熟。始終保持着冷靜的思考和灼灼的言辭。他樂於思考音樂和文化的弊端，往往直言不諱，咄咄逼人。對記者他有些苦口婆心：我希望你能明白我說些什麼。
還有人說，崔健太嚴肅，沒有幽默感。在這個娛樂至死的年代，大家都更願意和和氣氣做人，但崔健還是一個憤怒的、天真的崔健。
「你都沒牙了你叫什麼搖滾樂？」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音樂這個行業，以及自己作為音樂家的角色？
崔健：很多人認為，音樂這是個娛樂行業，音樂家是娛樂性的。他們把文藝和娛樂混淆一起了。搖滾樂應該是獨立於主旋律和主流之外的聲音，一個搖滾音樂家是反叛的。
我身上體現的東西比較複雜，有嚴肅的、娛樂的，也有反叛的，還有人說，它是墮落的、放縱的、自由的，還有人說它是頹廢的。我覺得搖滾樂因為被稱為頹廢才自由。你們滿嘴唱的那種陽春白雪的東西才是真正的頹廢，你們不唱實話，成天騙人，虛情假意，你們能做的無非是義演捐資的時候多捐點錢，甚至你們有的談論愛心、捐錢的時候都不是真的，都是商業炒作。
我們有很強的娛樂功能，這種娛樂帶來的享受，比那種出賣自己的靈魂來做音樂的人得到的享受要高很多。曾經有記者問我什麼時候退休啊之類，他們會認為做音樂是一種犧牲，到一定時候就累了，退役了，實際上音樂的娛樂，並非一種付出，而是獲取，是在玩，放鬆地玩，真的是玩的話，不會想到退役——他玩得很高興嘛。
人物周刊：現在的搖滾樂還有批判精神嗎？
崔健：我講一個故事。一個導演看上一個農民，就因為他有兩個大門牙，很特別，讓他3天以後去報到。去了以後發現牙沒了。那人說，導演，我覺得我挺帥的，唯一的缺陷就是這兩顆門牙。導演說，我就要你這倆牙，要不你跟別人不就一樣了嗎？沒有門牙，沒有個性的搖滾樂還叫搖滾樂嗎？
當時搖滾樂的出現是新的審美觀的出現，是新觀念的確立，比如說黑豹，唐朝，魔岩三傑，他們的出現，本身就帶着一種批判精神，對過去的一種否定。現在不是否定了，甚至可以說是順從了。十幾年過去了，中國搖滾樂一直停留在一個階段，太緩慢了！就像一個老人挪一步要挪半天一樣，新陳代謝太差了。我認為這裏真正的問題是，沒有人敢像何勇一樣寫《垃圾場》了。以後的人還用英文寫，外國人都聽不懂，更別說中國人了。你真正該做的是批判！你都沒牙了叫什麼搖滾樂？你都成貓了還叫什麼老虎啊？真正的個性不是在商業上的體現，而是在於你的批判精神。而這樣批判的權利，正在逐步被削弱。
搖滾樂實際上就是個性膨脹。我們保護和宣揚的就是個性，不追求苟同。人們都一樣的時候，肯定有矛盾——布殊和拉登就有矛盾，因為他們是一樣的——都想控制世界。兩個人都有個性，在一起互相愛，在一起很和平，這才是我們所追求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我現在觀察到，那些總顯得跟別人一樣的人，其實他們心裏最不一樣。這些人心裏對朋友友善的程度特別低，在生活當中給予朋友的東西特別少，全是裝腔作勢的那種作秀，這些人沒什麼道德體系，他們沒有任何其他地方去釋放他們的善意。
人物周刊：從事音樂20多年來，你覺得自己的性格有什麼變化？
崔健：做音樂本身就是發現自己，挑戰自己——永遠在發現，對新的事物發生新的反應，永遠這樣。我不願意重複自己。
音樂是要感動人的，要是不能先感動自己，感動別人太難了。而感動自己的過程，又比感動1萬個人的過程難多了。每次創作的時候，當時一剎那都覺得很感動，沒問題，但這真的只是千里之行走的第一步，要真正地製作、完成，變成一個拿得出去的產品，後面還有1000步要走。
人物周刊：但是似乎現在的很多音樂產品都是一個半成品？
崔健：在亞洲或者是華語地區的文藝界沒有人要推翻自己，所有人都把半成品拿出來賣了，說白了，實際上中國整個的工業都是在做加工，你真正想擁有版權的工業，中國沒有。可能像衛星上天這些還行，但真正的產業實際上都是靠加工。這個經濟發展是加工出來的，不是創造出來的。
過去毛澤東批判儒家文化，現在是一個儒商和儒教文化復興時期，大家會認為儒家文化帶來的和諧，能給自己生活一種保障，但是這個東西我覺得應該小心，甚至應該清醒點了。
港台那些殖民化的音樂，缺乏真正反叛的文化精神，全都在複製，全都是拿出半成品去當成品去賣，靠着強勢的宣傳和營銷，把他們的價值觀賣出去。現在我們大陸都在受這種價值觀的嚴重的衝擊。現在到處後殖民，到處假唱，假掌聲，有人管這事嗎？你們年輕人有人提出來，有人反對了嗎？
人物周刊：現在唱片工業整體不景氣，對你有影響嗎？
崔健：現在誰指望唱片公司啊？所有唱片公司都改做經紀人了，他們主要的收入不是唱片，而是活動，唱片就是打名氣了。外行人進來，內行人全失業了。全世界的音樂行業都沒有人去保護，真正做音樂的人都沒有機會，個別的人有機會，但是他必須服從外行人的管理——這是我們共同面對同樣的現狀。
現在也有版權的保護，比如說手機下載，直接讓音樂家受益，但它光考慮的是，怎麼樣才能更逗一些，品質是不是更低一些……這變成了另外一種對嚴肅音樂家的侵犯。
中國音樂家的前景，就像香港音樂的現在。黃家駒早就說過，香港沒有音樂界，只有影視界。所有人就是做星，然後潛規則出現，你跟我上床我就讓你上鏡，出來的全是軟件歌手。現在科學技術發展到這一步，怎麼樣去包裝一個人，利用軟件修補，就可以讓一個不會唱歌的人變成會唱歌的——這個我太清楚了。
人物周刊：今年「十一」國內有很多音樂節，你會不會因此對現場音樂的前景有一個比較樂觀的看法？
崔健：那這都是被動的開放，商業的開放，旅遊業的開放帶來的開放。十個有九個可能都是這樣的，真正為音樂的音樂節可能只有迷笛音樂節和摩登音樂節，其他都是旅遊項目。
現在搖滾樂還沒有進入開放的時代呢！能夠上台表演就是開放了？不是的。一場演出掙個啤酒錢能說搖滾樂開放了嗎？
你在北京這樣一個龐大的城市裏，只能在兩三個酒吧里臨時演出，還不能全國各地巡迴演出，不能一年上100場演出，沒有固定的聽眾群體去買你們的產品，你就不要說你開放了；我平時自己買票請朋友去人家都不去，沒這個產業呢！真正的搖滾樂要變成一個產業，首先要做的就是保護批判者的權利。你的權利還沒有受到保護呢，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你的選舉權還沒有受到保護呢，你就不要說進入了一個開放的時代。我們的文化是被動開放的。別覺得今天買了房買了車、天是藍的，就覺得我們跟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了。你跟社會高層是不是有同等的權利？這才能證明是不是平等。所以咱們都共同生活在一個開口的階段，還沒有進入開放時代。
人物周刊：你覺得國內搖滾樂的發展趨勢怎麼樣？
崔健：別一上來就說搖滾樂怎麼樣，這純粹是給搖滾樂穿各種各樣它不該穿的鞋。靈魂不需要穿鞋，穿鞋幹嘛啊？光着腳挺好的。誰也不要給搖滾樂蓋棺定論。特別是現在中國這幫人，包括所謂樂評人，旁門左道，讓他們真正地去關注自己的生命去吧——我都不明白搖滾樂到底是什麼。
先別管中國搖滾樂怎樣發展，你先想想文化產業怎麼開放，真正用心創作的藝術家怎麼受到保護……這就好了，不光搖滾樂，什麼問題都解決了。
「音樂毒死靈魂有人起訴嗎？」
人物周刊：現在年輕的一代開始聽搖滾樂時，他們更可能先去聽國外的，或者國內跟自己年齡差不多的樂隊的，他們對你的認識，往往是一個符號性的認識。
崔健：這是肯定的。年輕一代不聽我的是應該的，我們當時也是這麼出來的。我們希望年輕人有個性。
年輕人和老一代有不同的價值選擇。年輕人可能是世界公民，希望獲取世界的所有東西，但是，要是你脫離了自己的文化環境，你的價值也就沒有了。
《一無所有》之所以在當時有個性，因為它是本土化的。我們願意保住這些本土化的東西，並非想獲得更多的名譽，因為我們發現，最後我們能夠做的，只是寫自己的故事，和這個社會、這個時代有關的故事。但，誰也不能代表這個時代。
現在老有人說80年代？這是炒作出來的。80年代是什麼東西？我說80年代就是一種白日的夢。如果到現在都沒有堅持下來的價值觀，那就沒什麼可光宗耀祖的。
這種年代的區分，這樣的劃分確實又無聊又矯情。我們都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實際上也是不良環境的受害者。
為什麼我們要區別於80年代出生的人？就因為我們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嗎？有人說，你們那時就文革了，我們直接進入了改革開放了……認為經濟的變化才能真正影響人的思想的變化。每當談論到這些問題的時候，我都覺得說不上什麼話。其實無論是60年代生人還是80年代生人，我們共同面對的是共同的文化體制，這個體制決定你什麼能夠公開，什麼不能公開。所有東西都是圍繞經濟而變化，所有變化都是被動的變化。我們的後代在被奶製品毒害着，被行業的潛規則毒害着，不少官員拿人民的生活當兒戲。奶品毒死孩子有人起訴——但音樂毒死靈魂有人起訴嗎？
人物周刊：你提出來「真唱運動」，現在已經6年了，你覺得這六年來有什麼樣的收穫和成果？
崔健：最主要的成果是，我發現了我們生活環境的惡劣性。人們已經太長時間不聽真的東西，覺得真的東西變成一種邪惡了。這個演藝行業就是沒有設備，沒有人才，沒有音樂家。現在真實的表演只限於搖滾樂了。真正能夠證明搖滾音樂價值的，就是現場演出。
但搖滾樂沒有專業的演出場地，除了北京一些酒吧，別的地方基本沒有。像我們在香港hardrock演出，堂堂這麼一個東方明珠，沒有搖滾場地，我們是在飯館裏演的。我不是跟你開玩笑，這是真的，就是前幾年。我不希望中國大陸也成那樣，碩大的一個國家，到最後音樂家在飯館給人演出。你說中國開放，但是沒有演出場地——這都是笑話。
人物周刊：那就是說你覺得這6年的真唱運動效果不是特別明顯？
崔健：我們面對的是同樣的病態，我們都已經病入膏肓了，還不知道自己已經生病了。有那麼多東西值得批判，早就應該有人站起來，為什麼等毒死人了才站起來？非要人進醫院了才站起來？我前兩天聽說演藝圈的一件事，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個演員親自跟人談判，說你讓我演戲吧，我就跟你睡覺，已經連經紀人說話的那種含蓄都不要了；還有人送自己女兒跟導演睡覺。都成了這麼一幫人了，靈魂都跑哪去了？淺薄的東西是不會死人，但它是非常壞的，它殺死一代人的靈魂，但是有人站出來嗎？
你不要以為老人提出這樣的問題是為了他們自己，什麼老了沒人理你了，你着急了，你要弄點事，這才是狗眼看人低呢！一個公民，看到社會不良現象要指出來，這樣搞文藝的人才稱得上是搞文藝的。文藝喪失了批判的功能你就是搞娛樂的，你跟小姐沒什麼區別，給人樂一下，人家付你錢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