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四事件」期間擔任北大籌委會常委、北高聯主席之一、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副總指揮的學生組織實權負責人封從德博士撰寫的長達608頁35萬字的《六四日記》，今天在香港由晨鐘出版社正式開始公開發行。圖為香港支聯會主席司徒華為本書的封面提詞「六四日記」四個大字。（圖：作者封從德提供，香港晨鐘出版社）
2009年6月4日將是發生在北京天安門「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的紀念日。「六四事件」期間擔任北大籌委會常委、北高聯主席之一、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副總指揮的學生組織實權負責人封從德博士撰寫的長達608頁35萬字的《六四日記》，今天在香港由晨鐘出版社正式開始公開發行。
封從德博士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真實的記錄六四，一直是自己的一個心願。他說：「一位前輩曾經告誡過我，六四的歷史，如果當事人不去寫下，別人就會去寫，而且那將會是面目全非。但是，真實的歷史是無情的、甚至是殘酷的；這是以前一直不想發表的原因，至今20年過去了，我們有責任把歷史記下，把經驗教訓告訴後來人。」封從德博士還披露了部份大眾不知、或者被別有用心的人扭曲的一些內容。
下面是部份採訪內容。
採訪時作者近照（攝影：馬有志／大紀元）
《六四日記》一書治史方法的特點
封從德博士表示，《六四日記》一書有一個特點，在於治史方法上是一個突破，因為它有主觀和客觀兩大部份。
主觀部份，是封從德個人的以日記形式的回憶錄；是封從德所著522頁、未經發表的《八九學運備忘錄》為主體，在「六四」一年後完成。
客觀部份，則是大量註解，是封從德20年來所收集的各方資料，匯總了眾多當事人回憶、眾多國內外記者的採訪報導、甚至中共方面內部資料等內容；註解起到了很好的補充和客觀旁證的作用。特別是91年夏天，由封從德博士組織的巴黎聚會，更是一個當事人回顧六四的海外盛會。有17位六四同學，包括7位被中共通緝的學生領袖一起，把六四的前後經過用8個整天的時間反覆回顧、梳理、錄音、取證，並在1993年正式出版了《回顧與反思》一書。
以日記形式加上大量註解有一個好處，就是能夠溶入許多資料，甚至不同人不同的說法和解讀。在今後的再版和修訂中，將豐富各方面的資訊，讓讀者自己去辨別真偽，以還原歷史的真相。
《六四日記》完整封面和封底。（圖：作者封從德提供，香港晨鐘出版社）
六四後的「記憶的戰爭」
六四後，實際上是一個「記憶的戰爭」，是一個提取六四真實精神價值內涵，還是貶低、甚至醜化六四的戰爭。這個過程中，有中共和中共幫凶的參與，有部份對中共投降妥協的人的作用，也有因為個人原因，對事實的一些有意或無意的失憶和偏差。
六四的發生和參與，從封從德個人角度，其實很簡單。
封從德當時在北大正在寫碩士畢業論文，同時，等待一個月後將寄來的美國波士頓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和獎學金。因為電腦的兩次故障，封從德參加了悼念胡耀邦的活動，並在北大三角地與8位同學一起當眾發表了演講；演講後，由大夥推舉，就成立了北大籌委會並任5人常委之一。
六四精神，在於人本性的甦醒
如果不是電腦壞了，我是不會參與六四的。因為我當時與幾乎所有的學生一樣，對於中國的前途失去了信心，希望只有出國一條路。
但是，六四，給了我一個與大家溝通的公共空間，嘗到了前所未有的被中共統治長期扼殺的自由，體驗了人格的尊嚴。仔細回想起來，恢復人的尊嚴的這種渴望，是人本性的甦醒、是追求希望的希望這一強大能量的精神根源。
記得當時的標語有：「跪了40年了，要站起來了！」記者的標語是：「不要逼我造謠、說謊！」
中國人在長期不講道理的統治下，都已經受夠了，對中國的前途完全失望；人們感到民俗和文化的乾枯，活着沒有樂趣。而六四運動中讓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我們連活着都不怕，還怕死嗎！」這是那時我們這個民族的口號。
當時，學生要求的只是與政府的平等對話，但是，這點小小的要求都被殘暴地拒絕了。
人的精神世界，瞬間就是永恆。為了讓自己、讓我們民族擺脫中共統治的抗爭而付出，其實是人性中最美好的，最勇敢的、最無私的，是與天地宇宙連通的一種生命的逾越和升華。像王維林的英雄在當時很多，有個穿白色衣服的妙齡女孩，就是隻身面對坦克，而被坦克碾碎。當時，北京人和學生真的視死如歸。
試想，一個多次上百萬人參與的大遊行，沒有一起打砸搶燒的例子，這是何等的理性與和平！全北京人萬眾一心，這是一種精神的共鳴。
《六四日記》封面上對本書的內容簡介（圖：作者封從德提供，香港晨鐘出版社）
六四，不是一個簡單的民主運動
所以，六四，應該是一個「期望中國有希望」的運動，而不是簡簡單單的民主運動。民主運動，只是當時一個時髦的叫法。六四，更不是用官方口吻所按上的所謂「愛國學生運動。」
六四，就像一個幼小生命的嫩苗，她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植根於人性的最深處。儘管當時，她受時代、受中共暴力文化的薰陶的限制；但是，這種個人自救、民族自救的來自民族心底的呼喊是振奮人心的，是偉大而永恆的。
當我在5月底收到美國波士頓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和獎學金時，原來那麼重要的東西，卻已經不重要了。我可以把自己的前程放棄，那麼多人可以不要命，就是因為我們都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中共貶低、扭曲六四的所作所為
六四的偉大和六四精神的價值是我們這代人對後代的值得驕傲的遺產，六四的吶喊：「我們連活着都不怕，還怕死嗎！」是我們這代人的經歷，也是下一代人要為之付出代價的。
六四後的今天，在中國千千萬萬的小六四每天不斷，都在重複我們走過的路：一種對不合理的統治和官僚的反抗，從自發到組織，從一個公共地開始，擴大到形成力量，最後被中共鎮壓。我們民族每時每刻在遭受中共的糟蹋。
而貶低六四、扭曲六四也就成了中共掩蓋其用坦克、機槍鎮壓學生的必然，也是它為了維護其邪惡統治的手段。
最離譜也典型的例子就是原總參三部、軍方情報部工作的D先生的作用。
12位學者去廣場的目的
由D先生帶領的12位學者去廣場的目的，是要支援學生，其實當天下午他們一起起草的緊急呼籲中有三點：1）要求政府承認學生的合法性、不秋後算賬，2）要求政府不要動用暴力，3）直接對話。做不到這三點，知識份子將與學生站在一起。這個要求比學生的要求高得多。
但是，D先生卻臨時變卦，單方面的勸學生離開，沒有任何前面的條件。參與的學者如蘇煒、於浩成、李洪林、嚴家祺等都對D先生的做法公開表示過不滿。
《天安門》電影的推手是D先生
《天安門》電影的主體是講學生的非理性是造成六四鎮壓的主要原因，這是對六四的扭曲，完全是為中共用坦克殘酷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的罪行開脫。其中，電影中用了把採訪柴玲的兩個針對不同記者回答的錄像，通過剪接，拼出一個讓人可以得到的答案：就是一方面，柴玲知道要流血；另一方面，她在準備南下（逃跑）。這種剪接拼意手法是很惡毒的，現在封從德手裏有這兩段不同採訪的全文資料。
D先生從小由中共元帥葉劍英收養，與製片人K先生都是中共貴族學校培養的紅色接班人。在《天安門》電影尚未公映甚至尚未報導時，D先生就在自己的書中宣佈了拼接剪輯柴玲的那兩句話「即將披露於世」。《天安門》製片人曾在文革期間多次受到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接見，照片也多次刊登在《人民日報》上，K先生曾是外事專家局的紅衛兵頭目。
《天安門》電影事實上與中共的調子是一致的。中共的手段就是要把學生醜化成失去理智的人，而不是一群為民族求生存而捨生忘我的有理智有良知的學生。
柴玲大膽的南下北上計劃
其實，柴玲是在準備南下北上計劃。因為當時廣場上混亂，也有許多各方代表來與我們接洽，包括南方的一些軍政人物，一個南方的空降師就準備武裝起義。學生中有經驗的部份組織者也在計劃「空校計劃」，把學生撤向全國各地，讓中共在北京的包圍圈落空，而讓學生運動在全國開花。
所以柴玲知道，她此南下北上計劃，是在提着腦袋開始與中共直接對抗，所以她準備寫下了遺書；這絕對不是什麼逃跑，是為六四學生運動的下一步作奠基。但是，後來在接受了採訪後，因封從德的勸阻和廣場的需要等原因，柴玲南下北上計劃沒有成功實施。而當時，去南方的車都已經準備好了。如果柴玲南下北上計劃成功，可能歷史將會重寫了。
《六四日記》封面上，余英時、嚴家祺、及陳小雅等為本書作序節選。（圖：作者封從德提供，香港晨鐘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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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從德個人小資料：
封從德（1966-），四川人，1982-1989年在北京大學學習遙感技術，1989年5月獲波士頓大學錄取，提供五年博士學位獎學金。八九學運中當選北大學生自治會籌委會常委、北高聯主席，及任絕食團和廣場指揮部副總指揮。「六四」後在國內逃亡十個月，感悟傳統文化價值，出國後轉入法國高等研究院宗教歷史系，1996年獲碩士文憑，1997年在荷蘭萊頓大學研究儒教，1999年回法國研究道教和中醫，2003年獲宗教學博士學位，2005-2008年在紐約「中國人權」工作。也以設計網路數據庫為業。1998年出版《天安門之爭》，後主持「六四檔案」網站，及任中國真相基金會主席、民主教育基金會和「人道中國」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