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軍濤:胡耀邦的人格和八九民運的心理基礎
一九八九年那場偉大的民主運動起自悼念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不是偶然的。儘管作為政治家,胡耀邦在生前曾經備受爭議,但是他的突然病逝,激起的巨大政治反響,標示出他超越黨派和自身局限缺點的人格影響力和政治意義。那時,人們感受到的與胡耀邦的聯繫,不是簡單和抽象的概念和理念上的聯繫,而是心靈上的一種觸動。這是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大波驟起的心理基礎。我想以自己親身經歷的與耀邦的交往經驗,解讀這一現象。
我曾經在一九七九年與胡耀邦有過一次深談。一九七九年,我和一些朋友創辦民辦刊物《北京之春》。當時的代主編呂普和作為副主編的我,去拜會一些共產黨內的開明派領導,希望推動他們接受民辦刊物,並對國家政治體制進行政治改革。我們到胡耀邦的家時,恰好他因為牙疼在家休養。他沒有接受會見民辦刊物的代表的說法,而是以長輩見晚輩的說法與我們進行了一場坦率和善意的談話。
我們的談話內容很豐富。我開門見山,提出幾個問題,最重要的是兩個:一是要中共進行政治改革;二是不要迫害魏京生。關於第一個問題,耀邦從王安石變法和自己的經歷談起。他說,在中國改革,必須考慮既要實現自己的理念,還要注意不要翻車。他要我不抽象談論改革,而是告訴他評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國怎樣才能改革更好。關於第二個問題,他沒有正面回答,而是拿出貴州省委的一份報告,其中介紹他們對啟蒙社先抓後放,從思想上和生活上關心他們的做法。耀邦說,他贊成這樣的做法。最後,耀邦告訴我,年輕人有理想,有熱情,有知識,但是缺乏經驗,有時思考不夠全面;但希望在年輕人。
那次談話對我觸動很大。我看到一位滿懷理想熱情、追求正義、敢於探索,勤於思考的政治領袖。
幾天後,我們又拜會了胡喬木。我們自始至終一直辯論。胡喬木對反腐敗等建議一概否認。他提醒我們,沒有哪個朝代能真的消除腐敗,不要天真。那次談話,我很憤怒和沮喪。
這兩次會面,在我心中建立起中共高層內部的政治動力機制的印象。這種印象,一直影響我的政治選擇,直到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在這個圖示中,中共有心胸開闊、平等善意、銳意進取和理性負責的改革者,也有沉穩幹練、世故自私的現實利益追求者。憑心而論,胡喬木並不像今天的中共領導這樣官氣、霸氣和匪氣,但是七十年代後期中國青年人的良知無法接受他。基於這樣的印象,整個八十年代,我選擇的是創造有利於改革者的民間輿論壓力、推動中共進行改革,不計較自己的政治得失。
一九八九年,當耀邦逝世,我感到一種震撼,一種不吐不快的悲痛。我知道,這會是許多正在積極政治行動的人的共同感受,中國會由此發生大事件。為了參與和應對這個大事件,我立即從寧夏趕回北京。的確,不僅民主運動的參與者,而且像喬石等直接指揮控制運動的人,甚至那些曾經反對耀邦的人,都在鎮壓上遲疑。這多少是由於這是悼念耀邦的民間運動。
政治家的人格感染力,不完全是理念,更重要的是心靈和精神的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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