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軍回憶遠征軍歷程:60年前美軍已經如此優勢
——老兵回憶遠征軍歷程:真正的國際反法西斯戰爭

阿波羅新聞網 2009-03-31 訊】
協同作戰  

在緬甸戰場,讓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美軍在各方面所體現出來的優勢。60年前,中美兩國國力差距懸殊,體現在軍隊方面更如此。  

第一個讓我驚奇的是美軍的工程機械化程度。那時候,美軍就已經開始使用大批推土機、挖掘機,所以工程進展非常快,基本上部隊打到哪裡,公路就已經修到了哪裡。我們到達孟關後走的中印公路,就是1943年春開始修築的。兩個美國工兵團和兩個中國工兵團,以及大量印度工人參與其中,而我們當時還是用鏟子、鎚子等最原始的工具,所以這一路讓我們大開眼界。  

我們那時候也確實感覺到美軍機械化的優勢:比如攻到伊洛瓦底江邊,只要找到船,他們馬上就能裝好發動機將船開動;遇到河流,美軍也會迅速在幾天內架好橋樑,效率非常高。美方還配備專門的修理所,修理這些機器。  

我印象深刻的,還有美方給每個步兵連都發了一部Walkie-talkie Radio,我們當時叫它「步聲機」,那時的步聲機體積很大,要背在身上。這對行軍、作戰先頭部隊向後面指揮官傳達信息十分有利。美國軍隊在60年前就有這樣的通訊器材,不過遺憾的是,中國士兵普遍文化素質低,都不會用這種先進的儀器,幾天後,這些步話機都被送進倉庫束之高閣了。  

美國人非常重視戰前準備,對敵情、作戰地形都做好充分準備。在攻打西保前,他們不但給連以上軍官都配備了五萬分之一的大比例地形圖,還發了一份空中攝影圖。我記得攝影圖十分清晰,可以清楚看到地面上的街道、房屋、樹木等,而此前中國師長用的還是比例尺為二十萬分之一的橡膠地圖。  

從師部到營部,都配有一個美軍聯絡官,他們傳達中美軍隊要求、溝通雙方情況。師部一級的聯絡官還有軍事指揮權,我們師部的聯絡官是一位上校,我們都叫他科洛奈爾(Colonel)。  

中國軍隊傳統的供應和補給是由軍需處提供的,每發放一級,就被剋扣一層。不知是否因為對中國軍隊的情況比較了解,在這裡,後勤供應都是由美軍聯絡官直接補給到連隊的,這樣避免了中轉單位的盤剝,也顯示出美軍組織的精簡有效。我們到達營地時,許多美軍聯絡官已經先到那了,連司務長很快就領到大米、牛肉罐頭等,我們很快吃了飯。美軍作戰補充非常好,每場戰役前會加強後勤補給,吃的都比平時豐盛很多;而從戰場上下來以後,又馬上把被服、彈藥補充上去,隨時作戰、隨時補充,後勤補給非常完善。  

在國內時,我們的軍紀就要求得比較嚴格,平時軍紀扣都要扣好,走路也要挺直腰板非常規整——這個習慣我一直保持到了現在。國民黨部隊從來不留頭髮,都要剃成光頭,每個連里有個理髮兵,每隔一段時間就給大家集體理髮。  

中國駐印軍的總指揮是史迪威將軍,他喜歡到戰地巡視,所以我們下級軍官也有機會見到他。史迪威經常背着衝鋒槍深入第一線,甚至和士兵一起作戰,所以下面的士兵都很喜歡他,但聽說和中國軍方的上層關係不好。我們是下級軍官,對上層的事情了解得不多,只覺得有些事情比較蹊蹺:有一次,54軍代軍長闕漢騫到緬甸前線,我們還組織儀仗隊歡迎過他,但沒幾天闕漢騫就打道回府了。後來聽說是史迪威不歡迎他,史迪威願意直接指揮到團。  

參加會戰的英軍36師除了軍官是英國人外,士兵全部是印度人,因為英國人在印度有多年的殖民統治,印度士兵從服裝到裝備基本上都跟英軍一樣,這也讓他們有優越感,所以我感覺印度士兵對中國軍人多少有些看不起。不過也難怪,我們那時的裝備、整個國力都那麼差,有什麼資本讓人家瞧得起呢?在這個戰場上,有英國人、美國人、印度人、緬甸人和中國人,我深切地感受到:這是一場真正的國際反法西斯戰爭。  

在我感覺中,美國士兵對我們還是比較友好的。美國大兵喜歡抽駱駝牌香煙,有時遞給我們,但中國人很少抽。雖然都屬於協同作戰的友軍,平時也難免有點小矛盾。有一次,連里的一個士兵和美軍工兵團的一個黑人發生了點爭執,他覺得那位美國人看不起他,回來告訴我,我那時正年輕,血氣方剛,聽說自己的弟兄受了氣,就要衝過去找對方論理,結果美國聯絡官出來把我勸住,又是送煙又是送餅乾讓我消消氣。好在師長潘裕昆得知後也沒有處分我,我後來想,也是自己年輕太衝動了——人家是來幫我們的,我們怎麼能和人家打架?  

回憶我的遠征軍歷程  

「不知道有多少年代,也不知道這裡邊是葬了誰?為的是這沉靜的墳前,只有一塊無字的墓碑。……這墓碑正和墳旁的白楊一樣,是凄冷的受着雨打風吹。他,一定是生之苦痛的鬥士,不信,你看那白楊還正兩淚雙垂……」這首《無字的墓碑》,是1945年《騰越日報》發表的一首小詩。無字的墓碑下,是「二戰」期間長眠於此的中國遠征軍那些不屈的英靈。

尤廣才,正是數士萬中國遠征軍里最普通的一員。當年他躲過了槍林彈雨,從殘酷的戰場上幸運歸來,卻又身不由己被裹挾進大時代,身世浮沉、顛沛流離。無論在多艱苦的歲月里,這位倔強的山東漢子堅信自己做了一件「最光榮的事」。也許正是這個信念,支撐他走過那些艱難屈辱的日子,而他在晚年所迸發出的頑強的生命力,更讓人感佩不已。90歲的尤廣才現在每天要看一份英文《中國日報》,更多時間,則是在那一沓厚厚的稿紙上用鋼筆一筆一划、認認真真地寫着他所經歷的戰爭以及他理解的「二戰」的文稿,那些也許永遠發表不了的文字,是他對自己、也是對一段歷史最深刻的紀念。  

1945年1月,中國軍車駛上重新開通的滇緬公路。



尤廣才,數士萬中國遠征軍里最普通的一員。

飛越駝峰  

1944年4月的某一天,我所在的部隊接到命令:馬上飛赴緬甸前線,參加對日作戰。當時,我在54軍50師師部任特務連連長,54軍軍長是黃維,下轄第14師、第50師和第198師3個師,其中第14師和第50師被調到緬甸戰場,能成為中國遠征軍的一員,我們每個人都深感自豪。  

算起來,我們是中國派出的第二批遠征軍。1942年春,日軍進攻緬甸後,中國派遣5軍、6軍和66軍3個軍約10萬部隊,組成「中國遠征軍」,但是由於中方和美方指揮混亂,遠征軍遭受重大挫折,共損失5萬人,其中多半是在撤退途中死於飢餓和傷寒病疫。遠征失敗後,廖耀湘率領的新22師、孫立人率領的新38師退到印度,重新整編為「中國駐印軍」,國內番號為新一軍,軍長鄭洞國,史迪威任總指揮,在著名的印度蘭姆伽基地受訓。1943年,史迪威發誓要捲土重來,重新打回緬甸,中國政府先是從國內調來胡素率領的新30師,之後又將原54軍所轄第14師、第50師調入印緬戰場,以增強反攻力量,代號「X部隊」,從緬北向中國方向進攻;又在雲南組建了中國遠征軍,由衛立煌任遠征軍司令官,代號「Y部隊」,從滇西渡怒江進攻騰衝、松山、龍陵,向中緬邊境推進。我們接到出發命令時,並不覺得突然。當時,軍隊里經常向我們講緬甸戰場的形勢,我們早就做好隨時被派往前線的準備。而在雲南的祥雲機場一帶,美軍一個軍官訓練團專門訓練50師排長、連長學習熱帶叢林戰術和使用新式武器,比如「60炮」、「30步槍」和衝鋒槍。我也參加了這些訓練,回來後再教給士兵。叢林里10米之外就看不見人,所以衝鋒槍很適合近距離作戰。我們還學習怎麼用專門打坦克用的戰防槍和火箭筒,這些武器我們以前從來沒見過,所以感覺特別新鮮。中國遠征軍司令衛立煌還來檢閱過我們,他戴個帽子、留個小鬍子的形象讓我記憶深刻。當年我們飛越的正是那條著名的「駝峰」航線。這條航線從昆明到印度東北加蘭邦的汀江機場,全長840公里,要經過喜馬拉雅山東段群峰,山峰起伏連綿,猶如駱駝峰背,故美軍稱之為駝峰(The Hump)。「駝峰」航線高度在6000米到6500米之間,空氣稀薄,受氣流影響變化大,很多飛機因此墜到山谷里,機毀人亡。「駝峰」又是日軍空軍和高炮控制區,又被稱為「死亡航線」。通過「駝峰」航線,中國向印度運送境外對日作戰的遠征軍士兵,再從印度運回汽油、器械等戰爭物資。在1941年到1945年之間,援助中國的物資81%是通過「駝峰」空運,美國陸軍航空隊司令長官阿諾德將軍(General Henry Arnold)曾說,在駝峰航線中,飛機的損失率超過轟炸德國時的飛機損失率,「駝峰」航線堪稱「二戰」最偉大的空運行動之一。  

當時運送中國士兵的是美國C46、C47運輸機,C46能裝22人,我坐的C47可容納40多人。C47是投入「駝峰」航線飛行最早的運輸機,登機前,我們還接受了短期跳傘訓練,但那時候好像我們對此並不重視,只知道飛機迫降的時候,跳下去,躲命就行了。  

我坐的這架飛機是一位美國飛行員駕駛的。這也是我第一次坐飛機,好奇多於緊張。飛機越爬越高的時候,最大的感覺就是冷,冷得我直打哆嗦,聽說有的身體虛弱的中國兵,在飛機上就已經癱下去了;然後感覺呼吸困難,兩個耳朵也被震得受不得了,直到下飛機時也沒緩過來。  

那時的感覺,就是現在所說的「躊躇滿志」吧。我記得到了營地駐紮好以後,還填了一首詞:  

《念奴嬌·飛越駝峰》  

穿越雲海,戰心切,大軍遠征印緬。  

駝峰橫亘,聽說是,海拔萬仞險關。  

敵炮轟隆,高寒抖顫,胸中烈火燃。  

遙想當年英武,覓敵求殲,敢騎虎登山。  

萬里擒賊囊物探,國威軍威赫顯。  

戰地神遊,激情油然,重現當年。  

疾風勁草,無愧吾生人間。  

投筆從戎  

我的老家在山東嶧縣,離台兒庄約60里。1938年春天,日本人已經打到山東一帶,台兒庄會戰開始,村裡的大部分青年開始逃離家鄉,我也告別老母親,帶着我全部財產——6塊「袁大頭」,獨自一人開始逃難,那一年我只有19歲。  

在逃難的路上,我聽到台兒庄大捷的消息,這也激起了我要參軍報國的決心。可是台兒庄戰役的勝利並沒有阻止日軍進攻。我記得接近徐州的時候,看到天空中高懸着兩個灰色的大氣球,下面吊著一個籃子,有日本士兵坐在裏面偵察周圍環境以讓炮兵射擊。越往徐州走,槍聲越密。  

不久,前方傳來徐州陷落的消息,我又夾在從徐州撤下來的軍隊里往南逃。那時候白天不敢走,都是夜裡撤退的。走到潁上、潢川一帶時,鞋子磨得稀爛,早就身無分文,每到一個地方,靠當地老百姓接濟一口,才能有點力氣繼續逃難。  

一直逃到安徽鳳陽一帶,才脫離了日本人的包圍,中國軍隊又慢慢恢復了秩序。在潢川,有一個專門招收流亡青年參加部隊的組織。招生要求是有初中水平,考試科目有地理、歷史和數學。我出身貧寒,勉強讀完小學後,在嶧縣圖書館找了份見習生的差事。我在圖書館時拚命學習,看了很多書。多虧這段經歷,發榜時我看到40多人的名單里我還排在前幾名。  

我們這一批考取的學員從信陽坐火車到武漢,被編入「戰時工作幹部訓練一團」,簡稱「戰干團」。戰干團以知識青年和回國參加抗戰的華僑青年為主,第一期還有女生。因為規定有初中畢業文化水平即可錄取,因此,考生文化水平參差不齊,有大學生、留學生也有初中畢業生。第一期開設了一個「留日學生訓練班」,100多名回國參戰的留日學生在這個班受訓。  

蔣介石對這個以青年學生為主的戰干團也很重視,他親任團長,副團長和教育長分別是陳誠和桂永清。戰干團的入伍訓練很嚴格,除了野外演習、實彈射擊和兵器、地形、築城、諜報、游擊戰術這些軍事課程外,對政治宣傳也很重視。蔣介石還親自給我們訓過話,我記得他特別喜歡引用中國的古訓。當時正是國共合作期間,周恩來、葉劍英等中共官員也曾給我們講過課。  

1938年8月,日本已經逼近武漢,我們又開始沿着長江,從沙市到荊州到常德、桃源,往四川方向撤退。在湖南桃源,戰干一團停下來分科,我原本被分到政訓科,但我不願意,想殺敵報國,於是報名參加軍事隊,成為二分校19總隊學員,後來成為黃埔第16期學員。畢業時,因為我成績不錯,就留在了戰干團當區隊長;而大部分同學都被分配參加了長沙會戰,犧牲在那兒。  

1941年,我被分到54軍軍部特務營擔任排長,一年後,升任至50師特務連連長。  

54軍當時的任務是駐在雲南文山古木,防禦日軍進攻越南。我對雲南那段生活的回憶就是兩個字:艱苦。我們穿的軍服是用粗麻織成的,染上草綠色,像麻布口袋一樣;吃不飽是最大問題,米里常常攙進稗子,沒有肉,也沒什麼菜好吃,就是鹹水清菜這類東西,我一個排長一個月的工資,只能買兩斤肉。  

我們最頭痛的就是逃兵問題,那樣的待遇誰不逃呢?但是上面又要求不許有空缺,檢查很嚴格,一旦有逃兵,他們又要怪罪下來,所以我們平時對士兵看管得很嚴。發現逃兵了,就去抓,有的被抓到給背回來,有的根本找不到,我們就得就地補充兵源。誰說國民黨抗戰不艱苦?所以當我們聽說要被派出國參戰,我們也很願意。遠征軍的待遇肯定比在雲南駐軍好得多,至少不會再有逃兵了。  

叢林生活  

經過兩個小時的顛簸後,我們的部隊安全地降落到了印度的汀江(Dinjin)機場。汀江是離利多很近的一個機場,滇緬公路被切斷後,美國援華物資從美國海運到加爾各答,再由鐵路運到利多。因此,利多既是向國內空運的基地,也是反攻緬北的兵站基地。  

我沒有想到,到達印度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澡。機場搭建了一個臨時浴池,一位美軍軍官把我們帶過來,讓我們每個人都脫掉軍裝,卸掉背包,於是大家都赤身裸體地走進浴池。20分鐘後,一聲命令,我們全體出浴,再排隊等醫生打防疫針——我後來才知道這個防疫針的作用,在後來奇襲密支那的戰鬥中,K分隊指揮官尼森上校在行軍途中死於斑疹傷寒,而中國官兵全都安然無恙,就是因為我們在機場都注射了傳染病疫苗。  

洗澡消毒後,我們每人換上了新軍服。新軍服是米黃色的,與英軍一樣。又發給我們每人一床毛毯、一頂蚊帳、一個防蚊面罩、一瓶防蚊油、一盒防螞蟥666粉等;然後更換美式武器,因為之前在雲南已經有美軍軍官教過我們,所以對這些武器並不陌生。  

拿完這些東西後,我突然看到前面有一堆熊熊燃燒的大火,裏面燒着的,正是我們浴前脫掉的那些軍服和背包——雖然我們在國內的裝備很差,但出國前還是給我們每個人換了一身嶄新的軍裝,畢竟我們出去代表着中國軍人的形象,所以我看到剛發的這些軍服就被燒掉了,很是心疼了一陣。當然後來才理解這是為了防疫而必須的措施。  

由於戰爭形勢緊迫,我們在汀江沒有停留,馬上換乘另一架運輸機直飛孟關。孟關是緬甸北部的另一個重要基地,不久前被新38師和新22師攻下。這裡也飽受戰火摧殘,剛下飛機,就看到機場附近到處是遺棄的彈殼和燒焦的樹木。  

來機場接我們的是一輛十輪大卡車,很快把我們拉進一大片密不見日的大森林裏,大約半個小時後,汽車停下來,有人告訴我們營地到了。我下車一看,除了參天大樹,什麼也看不到,只看到一條清澈見底的小溪,我們的飲水問題就靠它來解決了。  

飯後,每個班都領到刀、斧、鋸,這是在叢林里作戰、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我們於是在樹林里開闢一片空地,搭起簡易帳篷。營地周圍一片寂靜,除了我們彼此的說話聲外,唯一能聽到的就是樹上群猴的吼叫聲,一直叫個不停。  

叢林生活對我們是完全陌生的,空曠的熱帶叢林什麼也看不到,多少都有些寂寞、恐懼感。有時夜裡睡覺,某個士兵會突然在夢中大叫起來,其他人被驚醒之後,也都跟着叫起來,在深更半夜的叢林里聽着更恐怖。現在想起來,那是不適應叢林生活而產生的心理障礙,但我們當時也不懂那麼多,稱之為「鬧營」,不過鬧一陣子也就好了。  

雨季來臨的時候,天天下雨,眼看着一朵雲飄過來就會下一陣子雨,有時感覺似乎是一天有無數朵雲飄過來,一天要下無數次的雨。記得我們攻下密支那時,正趕上雨季,伊洛瓦底江的水便漫了上來,地面不能睡了,我們就睡在吊床上,行軍打仗就是這樣。  

到了緬甸,生活改善了許多,我們終於可以吃飽,而且可以天天吃到肉了。主要是美軍的牛肉罐頭,但時間長了,又覺得很膩,長期吃不到青菜,我們有時出去挖野菜吃,但能找到的野菜也有限。美軍會定期用直升機空投物資,空投前我們先找個空場,在上面擺個布板,布板顏色不一樣,表明空投的東西不一樣:我記得空投食品時用的是白色的布板,而投彈藥和武器時則是其他顏色。因為一切物資都是由美國空投過來的,所以在印緬戰場,我們結束了埋鍋造飯的歷史。  

協同作戰  

在緬甸戰場,讓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美軍在各方面所體現出來的優勢。60年前,中美兩國國力差距懸殊,體現在軍隊方面更如此。  

第一個讓我驚奇的是美軍的工程機械化程度。那時候,美軍就已經開始使用大批推土機、挖掘機,所以工程進展非常快,基本上部隊打到哪裡,公路就已經修到了哪裡。我們到達孟關後走的中印公路,就是1943年春開始修築的。兩個美國工兵團和兩個中國工兵團,以及大量印度工人參與其中,而我們當時還是用鏟子、鎚子等最原始的工具,所以這一路讓我們大開眼界。  

我們那時候也確實感覺到美軍機械化的優勢:比如攻到伊洛瓦底江邊,只要找到船,他們馬上就能裝好發動機將船開動;遇到河流,美軍也會迅速在幾天內架好橋樑,效率非常高。美方還配備專門的修理所,修理這些機器。  

我印象深刻的,還有美方給每個步兵連都發了一部Walkie-talkie Radio,我們當時叫它「步聲機」,那時的步聲機體積很大,要背在身上。這對行軍、作戰先頭部隊向後面指揮官傳達信息十分有利。美國軍隊在60年前就有這樣的通訊器材,不過遺憾的是,中國士兵普遍文化素質低,都不會用這種先進的儀器,幾天後,這些步話機都被送進倉庫束之高閣了。  

美國人非常重視戰前準備,對敵情、作戰地形都做好充分準備。在攻打西保前,他們不但給連以上軍官都配備了五萬分之一的大比例地形圖,還發了一份空中攝影圖。我記得攝影圖十分清晰,可以清楚看到地面上的街道、房屋、樹木等,而此前中國師長用的還是比例尺為二十萬分之一的橡膠地圖。  

從師部到營部,都配有一個美軍聯絡官,他們傳達中美軍隊要求、溝通雙方情況。師部一級的聯絡官還有軍事指揮權,我們師部的聯絡官是一位上校,我們都叫他科洛奈爾(Colonel)。  

中國軍隊傳統的供應和補給是由軍需處提供的,每發放一級,就被剋扣一層。不知是否因為對中國軍隊的情況比較了解,在這裡,後勤供應都是由美軍聯絡官直接補給到連隊的,這樣避免了中轉單位的盤剝,也顯示出美軍組織的精簡有效。我們到達營地時,許多美軍聯絡官已經先到那了,連司務長很快就領到大米、牛肉罐頭等,我們很快吃了飯。美軍作戰補充非常好,每場戰役前會加強後勤補給,吃的都比平時豐盛很多;而從戰場上下來以後,又馬上把被服、彈藥補充上去,隨時作戰、隨時補充,後勤補給非常完善。  

在國內時,我們的軍紀就要求得比較嚴格,平時軍紀扣都要扣好,走路也要挺直腰板非常規整——這個習慣我一直保持到了現在。國民黨部隊從來不留頭髮,都要剃成光頭,每個連里有個理髮兵,每隔一段時間就給大家集體理髮。  

中國駐印軍的總指揮是史迪威將軍,他喜歡到戰地巡視,所以我們下級軍官也有機會見到他。史迪威經常背着衝鋒槍深入第一線,甚至和士兵一起作戰,所以下面的士兵都很喜歡他,但聽說和中國軍方的上層關係不好。我們是下級軍官,對上層的事情了解得不多,只覺得有些事情比較蹊蹺:有一次,54軍代軍長闕漢騫到緬甸前線,我們還組織儀仗隊歡迎過他,但沒幾天闕漢騫就打道回府了。後來聽說是史迪威不歡迎他,史迪威願意直接指揮到團。  

參加會戰的英軍36師除了軍官是英國人外,士兵全部是印度人,因為英國人在印度有多年的殖民統治,印度士兵從服裝到裝備基本上都跟英軍一樣,這也讓他們有優越感,所以我感覺印度士兵對中國軍人多少有些看不起。不過也難怪,我們那時的裝備、整個國力都那麼差,有什麼資本讓人家瞧得起呢?在這個戰場上,有英國人、美國人、印度人、緬甸人和中國人,我深切地感受到:這是一場真正的國際反法西斯戰爭。  

在我感覺中,美國士兵對我們還是比較友好的。美國大兵喜歡抽駱駝牌香煙,有時遞給我們,但中國人很少抽。雖然都屬於協同作戰的友軍,平時也難免有點小矛盾。有一次,連里的一個士兵和美軍工兵團的一個黑人發生了點爭執,他覺得那位美國人看不起他,回來告訴我,我那時正年輕,血氣方剛,聽說自己的弟兄受了氣,就要衝過去找對方論理,結果美國聯絡官出來把我勸住,又是送煙又是送餅乾讓我消消氣。好在師長潘裕昆得知後也沒有處分我,我後來想,也是自己年輕太衝動了——人家是來幫我們的,我們怎麼能和人家打架?  

奇襲密支那  

到達孟關不久,我們50師的150團就被抽調進特遣隊,參加著名的奇襲密支那戰役。我的身份是50師師部特務連連長,在攻擊密支那期間,我們特務連要緊隨師部,擔負搜索、警戒任務,一般情況下很少直接參加戰鬥。但是因為有16期黃埔的同學在150團,所以我格外關注戰爭的進展。  

特遣隊由3個團組成,除了我們師的150團外,還有新30師的88團以及美軍5307團。除此外,還有一支約300人的緬甸克欽族別動隊。特遣隊由美軍梅利爾准將統轄,分為K、H、M三個戰鬥隊,都由美軍軍官指揮。  

我還記得150團出發那天,電閃雷鳴、大雨滂沱,似乎預示着這將是一場極為艱難的戰役。因為行動隊行蹤絕對保密,不能空投補給,所以每個士兵出發前都帶足半個月的乾糧和必需藥品。  

從地圖上看,孟關到密支那的直線距離頂多有200公里,但其路途之複雜程度遠不是我們所能想像。它與孟關之前隔着兩道大山、一條河谷,過孟拱河谷又得翻越更為險峻的苦蠻山脈才能進入伊洛瓦底流域,沿途都是一望無際的原始森林,地形十分隱蔽,往往是等發現敵人時,幾乎就已經是「面面相覷」了。  

5月上旬,特遣隊進入苦蠻山脈。這裡山巒起伏,峭壁林立,行動十分困難,有時只能手腳並用地爬行,有時不得不在石壁上鑿出台階,以供攀援。輜重連和迫擊炮連行動更為困難,騾馬和人往往不能在一條路上行進,為了繞過一個懸崖峭壁要繞很遠的路。上坡時,騾馬走不動,人要扛着馬屁股走;下坡更難,得有人走在前面頂住騾馬前胛,後面有人拽着馬尾巴,以防墜入山谷。即便如此,還是有超過一半的騾馬累死或摔死在沿途中。  

因為行軍艱難,走在先頭的美軍有時丟棄掉武器和重裝備,後來我們聽到參加戰役的戰友們講起這個情況,覺得既奇怪又可惜。這也許體現了中美兩國國情不同,在美軍方面,以保障人的生命為第一考慮;而在中國軍人眼裡,武器即生命,絕對不允許隨便丟掉武器。  

H分隊的150團行動迅速,5月16日,他們已經秘密潛伏在密支那西機場。17日上午,美軍50多架飛機猛烈轟炸,日軍全部爬出掩體工事,暴露在我們的槍口下。150團突然發動襲擊,守衛機場的300多名日軍及其指揮官平井中左全部被殲滅。亨特上校在密支那機場的跑道上向史迪威發出了無線電密碼信號——「威尼斯商人」,意思是「我軍已佔領機場,運輸機可以降落」。當天下午,100多架道格拉斯式飛機拖着滑翔機,穿雲破霧,飛臨密支那上空,第一個航次就把新30師89團、美軍819航空大隊空運到機場,加強對密支那機場的守衛。  

奇襲密支那,是史迪威最為冒險、也最成功的軍事行動。佔領密支那機場有非常重要的戰略意義,從此中美的空中補給,不必再繞行兇險的駝峰航線,而改經密支那中轉,不但縮短了航線,也降低了飛行高度。  

密支那戰略地位如此特殊,所以日軍也調來大量增援部隊,拚死反攻。我們的部隊曾攻佔了密支那市區,但又被日本人反撲過來,一直處於膠着狀態。中國士兵傷亡巨大,我在戰干團的3個同學都犧牲在密支那。史迪威對密支那戰況十分焦急,先後撤換4個美國聯絡官,最後迫於無奈,只能啟用中國高級將領,新30師師長鬍素、50師師長潘裕昆都被調來前線指揮自己的軍隊。  

7月18日,中、美軍隊轉入密支那街區巷戰,日軍被壓縮到城北的最後陣地。50師師長潘裕昆挑選了100多名戰士組成「決戰敢死隊」,在當地華僑帶領下,冒雨繞到日軍背後。腹背受敵的日軍意志終於崩潰,殘兵惶恐地逃出戰壕,用竹筏泅水渡過伊洛瓦底江,向八莫方向潰退。最高指揮官水上源藏被逼到江邊的一棵大樹下拔槍自殺。歷時80天的密支那攻堅戰終於宣告結束,中國軍人以上萬名官兵的寶貴生命,一雪兩年前兵敗緬甸的前恥,也換來了整個亞洲戰場具有戰略轉折性意義的勝利。  

西保之戰  

奇襲密支那的消息傳過來,我們這邊也按捺不住,心裏痒痒,都想自己上前線殺敵。我們連里的戰士總在我身邊不斷嘀咕:「仗都是人家打,難道特務連就得一直站崗放哨,坐在看台上看別人打嗎?」  

一天早上早操完畢,我特別去找師長潘裕昆,向他請戰。他微笑地看着我說:「好,部隊就要出發,向緬中進軍,決定把你連配屬到149團進攻西保,你們要打個漂亮仗!」我回答:「一定不辱師長使命,堅決打個勝利仗!」回到連隊後,我把這個大好消息告訴全連官兵,大家高興得不得了。  

西保(Hsipaw)緊靠伊洛瓦底江右岸,位於密支那與八莫之間,日軍在這裡構築了堅固的陣地,準備頑強抵抗,阻止我們向八莫推進。  

149團正向前方開進時,突然先頭槍炮聲大作,前方遭遇了敵人。通常遭遇戰很難了解敵人的情況,團長羅西疇讓我這個連搶佔對面山頭。等我們爬到半山腰時,槍聲卻越來越稀落,原來我們碰到的正是從密支那撤下來的小股敵人,他們無心戀戰,奪路而逃。我們本來卯足了勁要打一場,但是未經戰鬥,敵人就已經逃脫,這讓我十分失望。  

3月16日,149團對西保發起正面進攻,我們特務連被配屬到第二營,任務是沿公路左側,擔任直接對西保市區進攻。在師炮兵營和團迫擊炮連火力掩護下,我們連很快接近敵人,和敵人發生激烈戰鬥,戰況十分緊張,到了中午還未解決戰鬥。  

我在連指揮所待不住了,想到第一線查看情況,於是帶上了號兵和兩個傳令兵。正在向火線躍進時,日軍發現了我們,步槍子彈從我頭頂、身體兩側「嗖嗖」穿過,身邊的號兵應聲而倒,我轉頭一看,鮮血已經從他的胸部軍衣滲出直淌下來,沒來得及反應或細想,密集的子彈繼續「嗖嗖」地落在身前或身後的地面上。  

我不敢怠慢,趕緊滾到旁邊的一個凹地里,稍停片刻,又繼續躍進。等我摸爬滾打來到第一排所在的位置時,只見陣地上刀光劍影、殺聲震天,他們正在跟敵人肉搏拼刺刀。我趕緊讓傳令兵傳命,讓後面第三排加入戰鬥,兩個排拼力攻擊敵人,一陣廝殺,日軍終於敗下陣來,落荒而逃;兩個排窮追不捨,一直追敵到伊洛瓦底江邊。  

當天下午,我們連直入西保市區,未遇任何抵抗便佔領西保。當時還有很多日軍沒有來得及逃走,到了晚上,日軍兩輛坦克掩護其尚未撤出的部隊撤退。又經過一夜戰鬥,天亮後,日軍坦克和散亂部隊在伊洛瓦底江邊悉數被我們俘虜。佔領西保10多天內,每到晚上,總有一些逃不出的敵兵到處亂竄,我們特務連在師部附近的陰溝里就搜出10多個敵兵。  

戰後清點人員,特務連傷亡20多人。最使我悲痛的是我失去一位貼身號兵周勇,他連20歲還不到。我想敵人善於狙擊指揮官,狙擊手一定是發現了我、目標對着我的,周勇是替我而死的。以後每每想到這一點,我都非常難過。  

60年後的某一天,我很意外地收到了從潘裕昆的外孫晏歡那裡寄來的一份戰績表,上面還赫然寫着「尤廣才」的名字。這份《陸軍第五十師緬甸西保戰役有功官兵勛績表·附表第八》上,在「功勛事迹」一欄中是這樣評價我的:「忠勇果敢,指揮從容,行動堅決,於三月十六日攻破敵堅固陣地,一舉追敵至數英里,使敵不逞而抵抗。」原來這份戰績表是潘裕昆的女婿、晏歡的父親晏偉權,為了追蹤潘裕昆抗戰事迹而在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查出來的。令我十分感動的是,歷史在一個甲子輪迴之後,竟然能發現我這樣的下級軍官作戰英勇的歷史記錄。  

值得一提的是,當年將我們特務連配屬到的第二營,營長叫張永齡,我們後來都被送到東北戰場,新一軍在遼瀋戰役被稀里糊塗地打垮了,我選擇了投誠,他成了戰俘。自遼瀋戰場後,我們便音訊皆無。在晏歡的幫助下,2007年我專程到南寧看望了已經96歲的張永齡,我們一見面便忍不住抱頭痛哭。我沒想到,在各自經歷了那麼多磨難以後,60年後我們竟然還能相見……  

在打西保的時候,美軍還派來一個戰地攝影隊,一共5人,師部指定與我住在一起。那時白天平靜,夜晚槍聲大作,攝影隊很敬業,哪兒有槍聲,他們就趕緊趕過去。我有保護他們的責任,所以他們一動身,我也得派人跟着他們。我與他們住在一起10多天,我會點英語,經常與他們攀談,相處很融洽。他們離開時,還送了些衣物給我作紀念,現在有時還會想念他們,這也算是中美聯軍結下的戰鬥友誼吧。  

50師在西保住了一段時間,從國內空運大批學生參軍。師部成立了學生教導營,大大增強了作戰陣容。部隊的武器、裝備得了充分補充,我們連一下子裝備了5輛小汽車,可是部隊沒有會開車的司機啊,部隊挑選有文化的士兵學開車,我學會了開吉普車,感覺好極了。  

我們在緬甸打了勝仗,國內也受到很大鼓舞,國防部還派來了一支文藝隊到師部、團部輪流演出。我記得一個晚上演的是話劇《雷雨》。之前我曾讀過曹禺先生的作品,所以多少還能理解一些;當然士兵們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也沒有幾個人能欣賞得了。我記得緬甸地方政府也派來文藝隊來部隊演出,雖然語言不通,但我們還是很有興緻地看完了演出。  

重生之路  

打完西保之後,在一次訓練中,一個士兵不小心踩上了日軍埋下的地雷引起爆炸,當場死傷幾名士兵,我受了重傷。衛生隊立即用擔架把我抬進美軍野戰醫院,進行緊急搶救。剛開始我還能覺察自己躺在手術台上,但很快就被全身麻醉完全沒了知覺。  

第二天清醒後,醫生告訴我:彈片由右肋穿進體內,他們從右下腹切開10厘米,取出彈片,消毒、縫合、包紮等一系列手術處理;右下肢膝關節窩也有彈片穿進。好在這些彈片沒有擊中臟器要害。  

清晨一早,醫院用救護車把我送進密支那後方醫院。那時密支那剛被我們攻佔,還來不及建一座綜合型的完整醫院,所以只能根據傷員的傷情,按輕傷、重傷、截肢等不同類型,分散建立不同類型簡易醫院。我住的臨時醫院遠離市區,只是臨時搭建了幾間帳篷,醫務人員少,傷員也沒有幾個。  

讓我印象很深的一點是,密支那戰地醫院都是男性美國人——我後來聽說是因為史迪威拒絕中美政府派女性工作人員來印緬戰場。所以起初我根本分不出誰是醫生、誰是護士、誰是業務人員。這些美國人都表情嚴肅、不愛講話。專職給我換藥、送內服藥的,是一個20多歲的年輕人,態度非常和藹,我猜想他應該是位護士,我就用一些簡單英語與他交流。時間久了,我們慢慢熟悉起來,有一次他還拿出妻子的照片給我看,還勸我禮拜天去教堂做禮拜。  

在醫院的精心護理下,我的傷很快痊癒。一天早上,我乘坐專供醫院運送傷員的飛機,從密支那起飛,飛回50師師部在臘戍的駐地。師長潘裕昆還特地指示副官處處長發給我一份校官伙食,以便早日康復。  

1945年5月,我們作為最後一批遠征軍回國,回國的時候,沿途看到的都是激動的老百姓,以各種方式來歡迎歸來的抗戰英雄,我那時候覺得我的人生已到達最輝煌的頂端。  

在南寧待了一段時間,部隊又向雷州半島出發,準備與日軍在那裡交戰。行軍到廣西貴縣時,突然聽說日本投降的消息,我長舒一口氣,覺得好日子終於來了,我終於可以有機會好好孝敬多年未見的老母親了。那時候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盼望國共和談成功,可別打了,也不想打了,打了八年抗戰,別再中國人跟自己人打。  

結果後來沒談成,在東北戰場,我們稀里糊塗地就被打垮了。思考再三,我選擇了投誠,不久,我被安排送往位於撫順的解放軍軍官教導團進行思想改造。在那裡,我見到了遠征軍的很多高級將領,廖耀湘、鄭洞國、周福成等,我們的身份都「平等」了。在教導團里,主要讓我們這些下級軍官學習技術。半年後,教導團幾次爭取我,要我加入解放軍參加淮海戰役,我拒絕了。我想,我參加國民黨跟共產黨打仗,我再參加共產黨跟國民黨打仗,我這個人太無價值了。所以我堅持回到地方去。  

在經過思想改造後,我拿着軍管會給的一紙「安順良民」的鑒定,回到瀋陽,並與久別的妻子重逢。1952年,我接到了東北工學院接納我為正式工的通知。我利用晚上讀夜大,代數、幾何、物理、化學這些基礎課我都學了,我似乎覺得生活又充滿了希望。  

我以為自己真的獲得了重生,但我很快就知道,這不過是個錯覺。一年後的一天,我接到被學校開除的通知,是「隱瞞歷史」。不久,妻子也提出離婚,但離婚申請沒有得到上級的批准。  

那時候,我的女兒還小,我不忍心把孩子拋下,就拉小車、出苦力,給人家東拉西拉。我半夜跑到瀋陽聯營公司排隊蹬車,天一亮就在那等車,幫人家拉貨。我記得爬南站的天橋時,爬着爬着就流血,口吐血……難以想像那時生活之艱難。  

1958年,我到北京學習中醫,那時候北京市開始清理「社會渣滓」,「殘渣餘孽」都要一網打盡。大年三十那一天,我被抓去送到清河參加勞動教養。  

我在清河農場一關就是6年,其間,妻子再次提出了離婚,此時,我已經沒有任何能力去左右我的命運。我也不怨她,誰願意和一個「反革命」生活呢?在農場搞勞動,就是種地開渠築壩,清河農場那些堤壩都是我們築起來的;灌溉,在農田種水稻,我會插秧,每天彎着腰插秧,累得要死,大躍進的時候每天挖地都要挖到半夜零點。  

1965年,勞改結束,我被遣回原籍,開始接受監督改造。這也是我1938年離家逃難後,第一次回到家鄉、第一次與母親見面。沒想到時隔20多年後,我竟然以這樣一種身份與母親相見,而她和哥哥也都拒絕認我這個「歷史反革命」。我覺得此生最對不起的人便是我的母親,在我很小的時候她便守寡,日本投降後,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從此可以好好孝敬我的老母親了,可是直到她1968年去世時,我還是一個她不能接受的「反革命」……  

不久,街道上動員下放,我想這也是一個機會,於是我報了名,一個人插隊落戶,每天掏大糞、養豬、種棉花,我一人身兼三職,倒也養活了自己。憑藉著當年參加遠征軍時候從美軍那裡學的英語和自己多年的積累,60多歲時,我在村裡當上了一名中學英語老師。我一直住在村裡的一間茅草屋裡,一住就是20年,直到1980年1月,「歷史反革命」的帽子才最終摘掉。1988年,我和分隔23年的女兒才第一次見上面。  

即便最艱難的時候,我也從來沒有後悔過,我一直堅信,我沒有做錯什麼,作為遠征軍的一員參加對日作戰,是我這一生中最光榮的事。2008年11月,我和另外兩位參加過遠征軍的抗戰老兵,來到雲南重新回顧滇西戰場時,我幾次忍不住老淚縱橫。慶幸的是,如今,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重新審視這段歷史。我相信,它不僅僅是我內心深處永不褪色的記憶,也將會是我們這個民族一段永不褪色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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