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8月27日，我的父親黃萬里去世了。三年以後，2004年7月，長江文藝出版社為新推出的《長河孤旅——黃萬里九十年人生滄桑》在北京舉行座談會。
今天，2008年8月27日，我將座談會記錄重新摘編發表，紀念父親去世七周年。
父親忌日，母親在書房獻上鮮花和水果；書桌盡頭的大束黃菊花後面的白色哈達覆蓋着父親的骨灰盒。
在座談會上，全國政協副主席黃孟復到會發言，水電部老領導李銳和專家、學者以及黃萬里家人、親友、同事與傳記作者濟濟一堂，暢談黃萬里的豐富人生和坎坷命運，對他熱愛祖國，關切民生，在逆境下堅持獨立人格、學術自由和民主科學精神的崇高風範表示十分欽敬，認為出版他的傳記，把他作為中國優秀知識分子典範的一生介紹給廣大讀者和青少年朋友，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黃孟復（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席，黃萬里之侄）：我大伯父（黃方剛，1901―1944）是搞哲學的，我父親（黃競武，1903－1949）學經濟，三叔黃萬里研究工程技術。在兒時的記憶里，三叔為人謙和。因為三叔待人親切，孩子們時常在假期雲集清華。後來聽大人們說黃萬里性格倔強，為人耿直。開始時不了解，到讀初中時知道了黃萬里是右派（當時家裏很多大人是右派），孩子們入團入黨受到很大影響。再到後來我才漸漸認識到，黃萬里是個不平凡的人。他的身上有着中國知識分子所共有的特點：對學術執著。這一點是非常有現實意義的。三叔從1957年獲罪，直到去世，從未停止過學術研究。去世前幾年還曾對我談及治理黃河的問題，講如何利用黃河之水造田的理論等等。
我認為，應當團結和推動科學工作者不斷地進行理論探討和研究實踐。應當提倡講真話，不能講假話，套話也要少講。要表達真實的觀點，即使是不同的觀點，也應允許發表和保留。
感謝大家參加這次圖書首發式活動，作為家屬我感到很高興。我也為中國有三叔這樣的知識分子能用一生來證明真理而高興。
李銳（曾任毛澤東秘書，原中顧委委員、水電部副部長、中共中央組部副部長）：三門峽工程是個錯誤，已經被時間和實踐證明了。五十年前建垻的時候，我只知道高壩派和以溫善章為代表的低垻派的意見，卻不知道黃萬里根本反對上垻的意見。後來我們是在論證三峽的過程中認識的，是80年代後期，他來找過我兩次。這兩次談話才使我了解他對三門峽工程的主張。我是很佩服他的，為什麼我們不能聽不同的意見？其實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裏，不同的聲音是最應該聽取的。
我們原本對外來的東西，尤其是西方的東西還是尊重的，但1949年之後開始向蘇聯一邊倒，加之多年左的影響，從此中國有幾十年時間不尊重科學，不尊重知識。黃萬里的遭遇是最典型的。黃萬里的命運是個人的悲劇，也是中國的悲劇。我覺得他就是中國水利界的馬寅初、陳寅恪。
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這本書，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讀者通過這本書可以回顧真實的歷史，汲取有益的養料。黃萬里傳記的出版說明我們對歷史、對歷史人物頭腦比較清醒了，說明我們對待自然科學態度上有了一定的轉變，但是我想還不夠，不僅要在自然科學方面，還要擴大到各方面包括歷史、理論方面，本着科學求實的態度還原它們的本來面目，給予它們應有的評價。
牟廣豐（國家環保總局監管司司長）：黃萬里的夫人丁玉雋（1917－）是我父親（牟宜之，1909－1975）的表妹。我從小就常去他們家玩。我父親也是右派，姑父經常去我家，兩個右派切磋棋藝，笑談人生，下放期間仍書信往來不斷。父親曾滿懷深情地讚揚黃萬里：「一生憂國復憂民，白髮斑斑老諫臣。安邦無畏平胡虜，濟世有策犯龍鱗；鳳慕忠貞常自勵，只緣同病更相親。蒼狗白雲多變幻，不愧東西南北人。」
我回到北京後時常去探望黃萬里。後來我到了環保局，因為工作的關係，去就更多了。關於重大的環保問題、非工業項目等等，我時常去聽姑父的意見，像都江堰上游的楊柳湖工程我就請教過他。
我最受觸動的是他獨立的品格、求實的精神。我們現在的決策正朝着科學化、民主化的方向發展，我們要繼承黃先生的遺志，用科學求實的態度進行科學民主的決策，把我們的家園建設得更好。在這裏我對書的作者和出版者表示敬意，我非常喜歡這本書，書中很多照片我都非常熟悉，黃先生以前常對我講：「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們知識分子要有良知，要服務社會。」我會用黃先生的教誨實踐一生。
楊美卿（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黃萬里學生、同事）：黃萬里先生是中外著名的水利工程專家，他在唐山交大學了土木工程，又到美國系統學習了水文、氣象、自然地理，把河流作為有生命有歷史有未來的對象來研究，而河流中一旦築起了外加的工程就會帶來不能不正視、不能不預作謀對的一系列新問題，因此必須十分慎重。他在河流治理和水利建設上，觀念先進、造詣高深，對三門峽工程與黃河治理以及三峽工程等等，都有很深入的研究，提出過很多有價值的建議。他為科學真理所作的反對和抗爭對我國重大水利建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 獻。他的理論和學術思想影響到幾代學人。
他熱愛祖國熱愛人民。他尊重知識，崇尚真理，不計個人安危，勇于堅持正確的意見，為此造成他一生坎坷。黃萬里先生的經歷無疑具有鮮明的時代色彩和典型的社會意義，值得人們認真地探討和研究。
我是黃先生的學生，目睹了他後半生的滄桑變化，更有幸與他在同一研究室中共事二十餘年。我深受先生的教導和幫助，更為他淵博的學識和高尚的人品所感動。
《長河孤旅》的出版發行，從一個側面體現了我們對黃先生的尊敬和懷念之情，也一定能得到關心我國水利事業、關心黃萬里先生、關心我國知識分子生存環境的人們的歡迎。
盧躍剛（作家）：去年我們發表了一個長篇訪問《三峽答疑錄》，就是想在一個主流媒體上系統地闡述黃萬里先生關於三峽的憂慮。十年前我曾去過他的家，他的觀點在當時主上的聲浪中顯得相當孤獨。他的觀點產生於系統的研究，因為他早年實地徒步勘測過長江中上游包括青衣江等支流，了解有關的諸多實際情況。我本人寫過關於三峽的報告文學，請教過一些專家，他們都說黃萬里在這方面是首屈一指的。雖然他持有獨特的理論和見地，但在80年代並沒有進入三峽的論證小組，直到 90年代，媒體上 尚沒有關於他的報道，不過網絡逐漸出現關於他的討論，專家也開始對他提出的問題展開論證，所以我們在十年後把他的觀點宣傳出來。
黃萬里的一生是追求民主科學的帶有悲愴色彩的一生。我們用45年的時間來印證一個科學家的論斷是正確的，其代價未免太慘重了。更為不幸的是當年三門峽建垻所帶來的悲劇性後果，一直到今天，還在無奈地承受，一時難以找到較好的化解之途。
黃先生提供給我們的啟示是相當豐富的，我相信關於中國大江大河的治理還會有很多我們預料不到的後果，需要我們真正以科學的態度去勇敢地堅毅地面對。
徐剛（作家、詩人）：參加這樣的會，我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我可能是黃萬里先生生前最後一個採訪他的人，持續了近一個月。他那時身體情況已非常不好，只有兩件事記得很清楚：一是三門峽問題，一是與黃夫人的愛情故事。可見三門峽在黃萬里終其一生中所佔據的地位是多麼重要！
黃萬里是一個孤獨的人，他一直想參加社會治理黃河的大合唱，但始終被排斥在外，他只能是「獨唱」，有時幾乎沒有聽眾。黃先生幾十年就處於這樣鼓勵無援的境地。然而，去年（2003年）的渭河大水叫人們不能不想起黃萬里當年的正確。隨着江河問題的陸陸續續地出現，黃萬里將被更多的人記住，他也將被中華民族的歷史記住。可以說，黃萬里是中華民族的英雄！
黃萬里不僅僅是卓越的水利專家，他還有着許多值得記取的觀點。比如他說過我們不能提及中華民族歷史的時候把黃河稱作母親河，而到河水泛濫時又說它是一條害河。大家想想看，這樣說將處於怎樣一種人格分裂的狀態？害河能是母親河麼？這是黃先生反覆和我說的。他還說：「中國出水的問題遠遠不如出地的問題更重大，耕地對中華民族始終是最重要的。」黃河不是害河，沒有黃河，哪有華北平？它提供着非常重要的水資源，同時又沖積起養育眾多生民的大地，其價值決不在其水資源之下。我認為類似這種觀點已經遠遠超出了治河本身，它們將會被越來越多的人理解、接納，會被越來越多的人堅持、發揚。
渭河發水後，應《中華讀書報》要求，我寫了《江河大壩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副題是「中國江河大壩思考」。曾經有很惡毒的評價說「黃先生反對建任何水壩」，我想提醒在座的媒體，我們應當用良知來尊重事實。黃先生在四川在甘肅就建過水壩修過水利，怎麼會一古腦兒地反對江河建垻呢？我們寫文章的人，一定要恪守良知，至少留下一兩篇代表良知的文章。我們如果能從黃先生身上學到一丁半點，使中華民族知識分子的良知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不中斷，到我們魂歸大化時，才會對得起黃萬里先生。
何西來（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我懷着虔敬的心情讀了這本書。我了解黃先生最初是通過徐剛的報告文學《黃河萬里獨行客》，趙誠的這本傳記叫《長河孤旅》。兩位都突出了黃萬里先生的「孤」和「獨」，但這種孤和獨是「被」孤和「被」獨，事實上他既不孤也不獨。
黃先生是典型的具有傳統美德的現代知識分子，他身上有着科學精神和科學理性，而我國恰恰長時期缺乏科學精神，二十世紀50年代露頭的極左思潮就是對五四科學精神的背叛，黃萬里就是從這場劫難開始「孤」起來的。本來屬於科學方面的爭論卻被人為地上綱到政治立場上的分野，以致成了他萬劫不復的罪名。歷經二十多年的磨難艱辛後雖然獲得改正，但逝去的時光不再，重新前進的基本條件已難具備，結果他終生都擺脫不了灰暗的陰影。
書中寫到黃先生以「伽利略被投進監獄，地球還是圍着太陽轉」（第119頁）來表示自己對真理的執著。我們知道，在宗教勢力的壓迫下，伽利略後來屈服了，可貴的是黃萬里自始至終都沒有屈服，沒有放棄科學理念，沒有放棄作為科學家的良知。面對專政他仍沒有放棄自己的立場。我贊成李銳老的評價，黃先生真正堪稱「偉大」。
1957年是個卸掉中國精英知識分子脊梁骨的時代。但有少數黃萬里這樣的人他們的脊樑沒被卸掉。他牢記他父親黃炎培先生的教誨，「中國有歷史以來，只有統治階級對不起農民，沒有農民對不起統治階級」。科學是為人類服務的，科學家心中想的是人民。黃萬里年輕時即以「拯農」為己志，時時處處想的是農民。他看起來被孤立了，但並未真的被孤立，他的精神是強大的。我們的民族非常需要喚醒這樣的精神。他們是國家的中流砥柱，就像黃河大浪中那塊中流柱石一樣巍然屹立，不怕衝擊。這本身就是一個象徵，它遭受着重壓，但基柱始終都在，而且根深蒂固。只要有這樣的人，我們的民族就有希望。
我們的民族需要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趙誠這本書不僅寫出了黃萬里的科學理性的精神，而且寫出了他偉岸的人格。黃萬里先生有着一顆赤誠的報國之心、為民之情。所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黃先生不忘國家，在水利事業上盡其所能做能做之事，從一個側面讓我們看到中國知識分子不泯的精神。
鄭易生（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我很遺憾文革的時候沒好好利用那段時間去拜訪黃先生，我當時正在清華讀書，那時他一定有時間和我多談些專業問題。後來，在實際工作中，我漸漸了解到黃先生的學術觀點和為人品德，現在黃先生已經成為我們研究工作者的精神支柱。中國的江河正面臨威脅，強勢集團在瘋狂地圈水，而抵制狂潮的是弱勢群體。我們對許多問題進行討論，不是以情緒化的方式，而是純學術性的探討，雖然討論很激烈，但到最後常常感到遺憾的是我們中確實沒有黃先生這樣人格、知識、眼界皆高的人物。
儘管如此，有些人為一時之利，不顧子孫萬代，肯定會失敗的。今年在不同的場合我常會提起三位人物：馬寅初、黃萬里、梁思成。我們要發揚科學精神，就一定要知道他們的故事。在雲南大學我曾問學生知不知道黃萬里，很多人都知道，但是通過三門峽水庫的事。這又讓我感到很悲哀。他們之所以能知道黃先生是因為事發四五十年之後災難到來了，連當年的反對派都不得不承認黃先生理論的正確性時，真相才得以傳播。
我尊敬黃先生的人格和學養。我們學理工的人若沒有人文情懷、沒有廣博的知識，那樣的人可能就會只求在自己的領域裏不犯錯，他們即便有「成就」，也是匠氣十足的。如果當了更高層次的領導還可能誤國誤民。
我和黃先生之間相差懸殊，也正由此我更加敬仰先生。想起我一直喜歡的一句話是愛因斯坦在1935年紀念居里夫人的一次儀式上講：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熱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於知識分子身上，歐洲就會面臨一個比較光明的未來。這一句略作修改就可用在黃先生身上，我把它獻給黃先生，也表達我作為晚輩對他的敬意。
章立凡（學者，作家、著有《記憶――往事未付紅塵》、《君子之交如水》等）：我想談的是政府的決策。在過去半個世紀之後，我們再來看黃萬里先生當年的觀點何等正確，實際上是非常遺憾的事，因為錯誤畢竟已經造成了。要避免重蹈覆轍，就要深入反思歷史，就要如李銳先生講的，實行「歷史的問責制」。
我們都知道，兒女不會傷害母親，但我們50年前所做的正是在害我們的母親河——黃河。今天，我們作為後人，心中要銘記歷史，更要反思我們為什麼要做這樣的決策。
50年代我們推崇行政技術，這種理念導致就事論事地進行純技術的論證，很少從人文角度考慮決策對不對。一個工程是有壽限的，但我們很少考慮它的後續問題，很少考慮環境破壞對子孫後代會造成多少損害，我們不能只想着眼前要弄到多少廉價能源，還要考慮子孫後代怎麼辦。
我們總在搞實驗，在實驗中證明正誤，於是三門峽就成了生態實驗場。這實驗的代價是承受不起的。試想誰能來為母親河負這千年萬年的歷史責任？人說現實是流動的歷史，歷史是凝固的現實，歷史一旦凝固，成了標本，成了化石，是很難補救的。因此應當考慮在悲劇成為事實前就避免錯誤的決策。這單靠技術思維是不夠的，人文精神應當和技術結合在一起，才有較全面的思考模式。另外，一味採取短勢思維也是不可取的。如果僅僅就事論事，從技術層面考察可能可行，但放大到人文－歷史的層面再來判斷可能就會發現是不可行的。
黃萬里不是單純的技術專家，他傳統文化和現代文明的素養是很深厚的，他是通才。他既有專業理性思維能力，又有長遠的人文精神。當然，從黃先生身上，我們最根本的還是看到了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如何選擇自己的生存方式，這是個應當嚴肅對待的問題。從歷史的角度來講，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會被寫入歷史，將來等到由歷史來問責時，我想會有人在劫難逃。
章詒和（學者、作家，著有《往事並不如煙》、《最後的貴族、《伶人往事》等）：我只見過黃先生一面，但我一生都不會忘記。黃先生敢於直面無比強大的東西，更重要的是敢於直面內心。我們能否做到這點？我們對黃先生的懷念不只是個歷史問題，更是現實課題。我想我會用一生來學習他，儘管我還做的不好。
實際上，我們的父輩在民盟中存在某些分歧，但今天我們兩家的子女走到了一起，原因就在於黃先生的精神力量，人格力量。我要學習，最好的方式就是繼續用我的筆來表達自己表達歷史。
丁東（學者）：首先我想感謝戴晴女士，因為她在黃萬里最寂寞的時候為他寫了文章，（戴晴，1991:，《忍對黃河哭禹功》【註：此為黃萬里1969年「國子監教授擁彗吟」詩中之句】）我就是從那時開始了解黃萬里的。通過趙誠的《長河孤旅》，我對黃先生的了解更深入了。最近上海《文匯報》採訪我，我告訴他們，黃萬里先生是與馬寅初、陳寅恪同等分量的人物。我想大家對黃萬里先生的評價很快就會成為知識界的共識。
中央現在強調加強對未成年人的思想品德教育。《科學時報》記者採訪我時，我提出這本書應當進入青少年教材。我們的青少教育常常一味用院士作為楷模激勵孩子，但我們應當知道，院士並不都代表科學精神。黃萬里不是院士，但他代表了科學精神。我們應當把黃萬里的故事介紹給青少年，讓他們能有個新的思考維度。黃先生的學術思想孩子們不易接受，但有關的故事應當讓他們知道，應當讓他們所受的教育更為全面和深入。
趙誠（《長河孤旅——黃萬里九十年人生滄桑》作者）：我寫書的過程中遇到許多感人的故事。人們說這是個道德滑坡的時代，我發現事實上人心中自有公道。清華的許多老師、黃先生的學生、甚至素昧平生的人經常給我來信，講述他們對黃先生的尊敬。從這些情況來看，道德還是廣泛存在的。社會呼喚良知，需要人們講真話。黃先生講真話，人們終歸是敬佩他的。
感謝大家提供了這麼多幫助。特別是碩良文化公司的劉碩良先生，有膽有識，真可謂功勞巨大。也感謝長江文藝出版社給我們創造了這樣好的機會。
黃方毅（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教授，黃萬里之弟）：黃萬里是我的三哥。他是我們這個家族的傑出代表。在我看來，黃萬里可比馬寅初。「錯批一個馬寅初，多生了幾億中國人；錯批一個黃萬里，危害了一條母親河。」黃萬里在世時曾說過：「水的歷史比人的歷史長得多，「治」水的說法不對，我們應當建立新的治水觀。不是人定勝天，而應當是人定順天。」這種人文精神是黃萬里對治水的貢獻。我想這些理論值得我們的水利專家參考。
黃萬里又可比陳寅恪。他盡其所能維護着他個人的話語權和人格的尊嚴。我父親黃炎培曾把人格比成金，把技能比作鐵。西方的格言也說，「一盎司忠誠大於一磅能力」。這 話可以用在黃萬里身上。他被剝奪了話語權，坐了幾十年冷板凳，這一切都無毀於自己認定的真理與信念，他的人格的貢獻大於他對水利事業的貢獻。
今天能開這個會，作為家屬，我要代表兄弟姐妹感謝作者趙誠先生，感謝丁東先生，同時更要感謝劉碩良先生以及長江文藝出版社。
止庵（學者）：「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我是從外行的角度看黃先生的。他的學問主要是致用之學，但他沒能致用，在事業上，他想的做的沒能做成，從這一點上說，黃先生可能是個失敗者。他真正想做的並沒能做，只能發出些聲音。科學家黃萬里變成了思想家黃萬里。
但思想確實要有人說出來，只有這樣世界才能變得美好。讀了黃萬里的遺囑，我心裏很難過，他在去世前還念念不忘強調他的治河思想，儘管已於實際無補。但這裏更重要的已經不是黃先生的建議，而是洋溢於其間的人文關懷。我再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黃先生思想的力量。
在這個道德滑坡的時代，思想被一些人看輕的時代，孤和獨不能從數量上去理解。有這樣思想的人在這樣的時代註定是少數，但道德恰恰最真實最有力地體現在他們身上。
這本書對黃先生的生平有勾勒，關於黃先生思想的介紹還應當有後續。對黃先生事跡的介紹不能僅限於水利界，應當為更多的人接受。黃先生的文集應當正式出版，要把黃先生的精神發揚光大。如果這本《長河孤旅》能帶來這樣的結果，那這本書真可謂功德無量。
黃萬里的思想是深奧的，但對於我們而言，需要認識的最簡單的一點是，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時至今天，如果我們仍在以其他形式重複已被證明是錯誤的東西，那我體會黃先生的心境，定然是蒼涼的。
黃萬里不畏艱辛，飽讀中西所積累起來的致用之學僅限於字面上話語上的建言、呼籲，很長一段時間甚至連握筆張口的機會也沒有，這真是不堪想像的。如果讓他選擇，他肯定願意更多地把他的學問用在實實在在的水利事業上，而不是僅提供一些理論的聲音。作為思想者的黃萬里非常偉大，作為行為者的黃萬里非常悲哀。談到這裏，充溢於我心頭的已遠不只是感動了。
朱正（學者、作家，著有《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等）：黃萬里是我書中的人物。我的《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講述了反右派鬥爭的始末。關於黃先生，我講到了他在三門峽問題上力排眾議，堅持科學觀點，並全文引用了他的《花叢小語》，也講了他致函周恩來以及後來周恩來給予了他正確評價。趙誠這本書里把黃萬里寫得很細，讀了讓人受益無窮。
我考慮了兩個問題：一是什麼人是右派。作為一個科學家，一個偉大的人物，一個忠於事業的人，一個敢於發表不同意見的人，一個有責任感的人，像黃萬里那樣，就是右派。二是反右派鬥爭的後果。看黃萬里的遭遇就知道反右派鬥爭的後果是悲慘的。他的確是少數沒有被卸掉脊樑的知識分子。在反右派鬥爭中，最根本的不是多少人受了多少苦，而是我國科學民主化進程受到了多麼嚴重的打擊，社會的進步為此倒退了幾十年悲慘的事實。
吳國盛（北京大學教授、哲學系任）：我在北大教書，看了《長河孤旅》，感到今天紀念黃萬里先生有雙重的意義。首先，不能不關注我們的環境和生態。人們常說 「江河日下，國土淪喪」，今天它所警示的顯然已從社會層面轉到生態層面，威脅的源頭也從外敵轉到了自身。可惜很多人還意識不到這一點，還在做危及江河湖海、國土生態的事情，而站在捍衛國土、捍衛河海命脈和恆久生存前列的只是一些學者。黃先生所關注的問題非常有現實意義，我們要大力宣傳黃先生的先進思想和理念。
其次，現今學術或多或少地處於某種精神萎靡之中，作為一名學者很困難，尤其是堅持自己的主張會碰到很多阻力。這是個具體現實的問題。像黃先生那樣堅持真是 太不容易了。我們應當堅持做人的良心。黃先生的事應當更早被人知道對。
黃先生作為人格的象徵，我們應當把他身上寶貴的精神財富一一發掘出來。我讀了這本 書，所得的體會可以用那幾句詩來表達：高山仰之，景行行之；雖不能至，心嚮往之。這是我作為一個普通學者的內心感受。
吳保生（清華大學水利系江河海洋研究所副所長、黨支部書記）：我所在的研究所是黃先生生前工作過的地方。他是我崇敬的老前輩，不論他的為人還是他的學術，都是我們學習的楷模。黃先生已經離開我們有一段時間了，但對於黃先生的為人和學術，我們經常展開討論。我們更多的是討論黃先生的為人，他的人格魅力對我們影響更大。
我們一定要把這本書推薦給老師和學生，讓他們更為完整地了解黃先生的學術思想及他的人格。黃萬里是清華大學的光榮！能在黃先生工作過的地方工作，我深感榮幸，我們一定要把他的思想傳播開來。如果說現在的知識分子缺鈣，我想這本書就能起到補鈣的作用。
黃且圓（黃萬里的長女，中科院軟件研究所研究員）：這本傳記寫得樸素本色。寫了黃萬里及他周圍的人。加了許多珍貴圖片，讓這本書成了有歷史感的畫卷。關於那個時代的好多事，現在的青年可能都不知道了，讓他們了解當時的一切，這是很大的貢獻。
我要感謝丁東先生、趙誠先生、劉碩良先生以及長江文藝出版社。本書是「背影叢書」中的一本。《背影》是朱自清先生的一篇散文，「背影」聽來讓我感到非常親切。說到背影，我就想起了父親當年在夏天揮汗如雨，赤膊伏案工作到深夜的身影。他讓人看到了人的脊梁骨，有脊樑才能直起腰來，才能頂天立地。希望這套叢書更多地寫我們中華民族知識分子中有脊梁骨的人，讓我們永遠向他們學習。
楊樂（中科院院士、原中科院數學和系統科學研究院院長，黃萬里之長女婿）：從家岳的工作經歷來看，他不空談，始終務實地工作。三十年代初，他立志學水利，去美國刻苦攻讀，驅車走遍密西西比河。回國後謝絕三所大學的邀請，到四川作一個工程隊的隊長。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困難時期，他仍竭力將他的學術經驗好好應用到實踐中去。解放後他放棄上海優厚的工作環境，毅然帶着全家到了東北參加水利建設，繼續貢獻着力量。
讓我最感動的是在他臨危時，他對家人包括和他對共同生活了六十四年的妻子都沒有太多囑咐，只是對過去的學生叮囑了許多關於他治水的遺言。他有這樣的精神是 20世紀優秀知識份子的代表。他在任何情況下從不隨大流，只按科學規律實事求是地說話。我認為無論我們面對什麼情況，將來的發展都需要這種精神。
座談會由本書的策劃劉碩良主持，發言的還有黃魯淳（香港工商界人士，黃萬里之子）、牟筱白（學者，黃萬里內侄）、李亞莉（北京建工學院副教授、黃萬里的學生、同事）等等。首都三十多家媒體記者到會採訪，長江文藝出版社社長周百義等在發言中感謝大家對該出版的關愛和支持。
（本文由霍晶、袁鴻蕙整理，黃肖路摘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