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維光─

    （一九九零年十二月）
    
    
    直到今天，因為黨內鬥爭失敗而逃到海外的體制內改革派人士，雖然由於生存的需要而置身於民主運動之內，但是卻仍然堅持他們黨內改革派的立場。在九 ○年春季，他們說，「我們十年改革做的比東歐三十年做的還多」，「我們幸運就幸運在有鄧小平掌舵」（東柏林《國際論壇》第一次會議），「如果沒有黨外知識分子的干擾，我們的改革本來是會成功的」（《九十年代》90／4，第49頁）。到九零年夏季以後，他們更開始全面否定「八九」民運，再度宣揚新權威主義，認為中國不僅過去、而且未來的希望都繫於共產黨內的改革派，中國的傳統不適合、也不能走西方和東歐的道路（《民主中國》90／2，第40頁和90／4，第 49頁）。然而，「體改委」知識分子們的上述論點前後是矛盾的。如果不能走東歐和西方的道路，我們何以比人家三十年做的還多，我們的改革究竟又成功在哪裏，難道只是因為它鞏固了共產黨「開明派」的地位？事實上，關於如何看待體制內改革及其改革派的問題，在華人世界以外是已經有歷史答案的問題；但令人遺憾的是，中國「學者」卻仍然在自己的圈子中徘徊。
    奧塔•西克教授，今年七十歲，是著名的捷克經濟學家，現任捷克總統哈維爾的顧問，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時代曾任杜布切克政府的副總理，主管經濟工作。「布拉格之春」遭到鎮壓後，他流亡到瑞士，繼續在大學從事經濟學研究。八十年代中國進行經濟改革之時，他幾乎每年都到中國大陸訪問，和中國大陸的經濟工作者及國務院體改委的幕僚們有着廣泛的接觸和聯繫，他的「第三條道路」的概念甚至影響了中國關於改革的討論。
    但是大多數民眾並不了解奧塔•西克的思想，也不知道上述中國大陸的經濟工作者究竟從他那裏得到那些啟發，那些從中國逃出來的黨內改革派人士的水平是否真的已經遠遠高於奧塔•西克，中國八十年代十年改革走過的路是否已經遠遠超過六八年捷克不到一年走過的路。
    一九九○年十一月五日德國《世界報》曾經發表過對奧塔•西克的專訪。在這篇專訪中奧塔•西克指出共產主義是人類的一個迷途，他反對東歐國家那些半心半意的改革，反對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混在一起，他認為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是不可替代的。在這篇專訪中他還回答了為什麼捷克人現在不想更多地了解「布拉格之春」，究竟應該如何理解他的「第三條道路」的模式，它是否已經失敗了，在蘇聯改革者們的爭論後面還隱藏着一些什麼？通過這篇專訪，非經濟學工作者和廣大民眾可以對上述這些問題得到清楚的解答，從而可以對改革的歷史和未來有進一步的認識。
    
    一．「改革派」是一句罵人話，
    我們當時的目標就是要廢除共產主義制度
    
    自從「布拉格之春」遭到鎮壓以來，捷克的胡薩克和雅克什政權一直不停地攻擊誹謗奧塔•西克，而他一直希望能有機會在捷克回答那些宣傳和謊言。二十年過去了，現在有了可能，然而已經毫無意義了。人們對過去沒有更多的興趣，也不想更多地了解「布拉格之春」。記者問他是否對此感到痛苦，奧塔•西克回答說，他身上有政治家的素質，知道繼「和平革命」第一周的精神興奮而來的是平常的日子。二十一年後，當他第一次回到捷克、出現在電視上時，曾激起不同尋常的歡迎。人們在街頭認出他，和他熱情地握手。這一次革命之後，一個新的政治方向被普遍地接受了，這一切排斥了人們對導致「布拉格之春」及其在「布拉格之春」 當中起作用的那些事情的關心，以至出現對六八年那一代人的不屑一顧，稱他們是共產黨改革派。記者問，「共產黨改革派」是一句罵人話嗎？奧塔•西克答道，當然了。如果人們說：這就是那些人，那些不能擺脫舊意識形態的人，這難道不是罵人話嗎？因此，他個人拒絕這個稱呼。他強調指出，「我們這些經濟改革的核心分子當時在布拉格就不是試圖改革共產主義，我們本來的目標就是要廢除它，建立一個新制度。那時人們不斷地由改革談到一種「社會主義民主」和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這是因為當時如果不這樣的話，人們根本就不能公開談論這些問題。其實不僅是我、而且和我最接近的合作者都知道，共產主義在它的根本思想上失敗了。那時，我們所試圖堅持的並不是像今天所說的這麼少，令人遺憾的是今天人們在那些假設後面只看到純權利政治，我們的計劃和目的遭到了不嚴肅的歪曲」。
    奧塔•西克強調，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當他回到布拉格時，他期待的並不是把一九六八年繼續下去。他的第一句話是：我們不能再回到「布拉格之春」的思想，因為現在出現的是一個全新的政治形勢。同時奧塔•西克又指出：人們必須承認，六八年他們已經提出了對市場經濟機制和民主化的某些基本要求，由此為今天的變化作了準備，使其成為可能。奧塔•西克認為：如果人們承認，這些重要目標是通過鬥爭取得的，它使我們今天能走得更遠，這才是對六八年嚴肅的理解。（可惜現在更多的是詆毀，而不是承認。這一切和政治有關，而不涉及倫理道德問題。）
    哈威爾在九○年三月與《世界報》的談話中說，帶有人道主義外表的社會主義是適應於六十年代的可能性的題目。而今天和人們休戚相關的不再是它，在政治上是民主，在經濟上是市場經濟。對這一問題，奧塔•西克說，沒有市場機制不行，這種基本認識在六八年對他們來說已經具有重要意義，那時他們已經主張市場價格競爭和作為市場企業的經營獨立性。在私有制問題上他們還沒有像今天走得這樣遠。當時，他們之中的一些人已經考慮到私有制問題，但是不能公開談論私人企業的必要性，「布拉格之春」期間的政治領導人也不允許這樣做。現在情況完全不一樣了，現在是直接向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過渡的問題。
    
    二．「布拉格之春」不是舊制度內的改革，而是一種起義，
    根本不存在什麼馬列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改革
    
    奧塔•西克認為：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對今天的發展來說，已經僅僅只是一種回憶了。那個時候，人們看來並不希望發展資本主義，但是今天人們已在自覺地談論它，而不再重新審查它。那時他們試圖通過允許市場機制的存在而走向市場經濟，今天他們已經在為多元民主而努力。六八年時某些改革派政治家已在鼓勵其他政黨在政治上獨立，例如當時處於非法地位的社會民主黨要求得到合法發展，奧塔•西克自己就曾和他們的領導人談判過，這一切當然不可能在當時官方的文件中反應出來。那時人們在談論民主化，但是還沒有任何地方正式提到要取消共產黨的領導作用。奧塔•西克深信不疑：如果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未曾遭到鎮壓的話，它會發展到我們今天的狀況。因為人們在「布拉格之春」已作好了準備，所以今天才能如此堅決地支持發展西方式的市場經濟。
    奧塔•西克認為，把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說成是一場試圖在舊制度內部進行的改革是不正確的，正確的說法或許應該是，它已經是一場起義，雖然還不十分自覺但卻是根本性的。「改革」這一概念是對占統治地位的官僚制度的權力現狀和教條思想的承認和妥協。事實上，根本就不存在什麼馬列主義的社會主義改革，這種社會主義是建立在一種完全不切合實際的前提下，人們只能清除掉它，而無法改革它。必須取消國有制、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引進市場機制和資本主義的企業，必須取消共產黨的領導作用。這就意謂着一個制度的死亡，一個已證明自身是沒有生命力的制度的死亡。
    共產主義是個歷史迷途，奧塔•西克重申這不僅是他今天的觀點，經濟學家想要的是一種制度的轉變。人們應當看到，在一些國家的發展中主觀因素常常會起非常大的作用。如果一九六八年沒有出現軍事干涉的話，那麼當時的黨代表大會就會是改革者們的絕對勝利。奧塔•西克談到，人們往往是由非常痛苦的驗尋求到一些認識的，戰後他之所以相信社會主義能夠成為一個人道的制度，是因為他曾經歷了大規模失業的心靈創傷，他父親有七年沒有工作，由此他想尋求一種徹底解救的辦法，但後來這一切都破滅了。
    
    三、戈爾巴喬夫和東德的理論家們使「第三條道路」聲名狼籍
    
    人們很難理解為什麼今天在布拉格仍然有這麼多的爭論，為什麼布拉格最重要的經濟學家、財政部長克勞斯(Vaclav Klaus)現在把奧塔•西克說成是他的反對者。對此奧塔•西克解釋道，核心問題是對於過渡以及市場經濟類型的不同觀點，但這不是一場具有黨派鬥爭結果的政治鬥爭，他們兩個都在同一個公民運動中。他說，他經常在報刊和電視中反對克勞斯的觀點，並收到很多的群眾來信。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他不曾沉默，今天他更不會由於會使這個或那個人不悅而沉默。然而，如果試圖直接把他和舊的意識形態聯繫在一起，或輕蔑地把他貶低為社會烏托邦，卻是非常令人不快的。
    關於「第三條道路」的思想，奧塔•西克說，很遺憾，人們不去認真討論它的內容，而僅僅嘲笑它的名稱「第三條道路」，甚至進而得出一個結論，說第三條道路就是第三世界的道路，這是荒唐可笑的。奧塔•西克說明，從六十年代他就曾試圖弄清在東方和西方的制度中存在哪些積極和消極的因素及其原因，進而尋找一條道路，消除這些消極作用。而這樣做的前提是對所存在的制度進行全面的經驗分析，由此他建立了一個科學的概念模型，並且找到「第三條道路」這個名稱來稱謂它，而共產黨的宣傳譴責它是「通向資本主義」的道路。使用這個經過政治考慮的名稱，奧塔•西克說，他能清楚地說明，有一條遠離共產主義的發展道路，同時它也試圖克服資本主義的消極因素。他相信這一名稱曾起過積極作用，並且許多年來使共產黨的宣傳無計可施。
    那麼，究竟是什麼東西使「第三條道路」聲名狼藉呢？奧塔•西克認為，主要是最近在蘇聯(九○年前─筆者注)，以及以前東德在過渡時期濫用了這一名稱。他們在「第三條道路」的名義下搞的實際上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混合體制，這種體制根本不可能運轉，而他一直是反對這樣作的。奧塔•西克說，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是不可替代的。不僅是自由的市場價格、而且私人企業主的活動都涉及到市場競爭。對企業不可能一方面實行市場價格自由，同時另一方面又讓官僚政治的國家計劃體制來限制那巨大的生產力，如同在今天的蘇聯一樣。東德莫德洛夫政府開始也是這樣考慮的。奧塔•西克指出，他一直是和他們保持距離的；他說， 「第三條道路」這一名稱在今天被引入了歧途，現在，他更願意用，社會福利的、或具有國民經濟學傾向的市場經濟的概念談論它，並用它來堅持以前所確立的基本思想。
    
    四、我要的是不折不扣的徹底的市場經濟，
    不徹底對我們沒有任何益處，反而會使一切更糟。
    
    奧塔•西克說，那種認為在捷克的爭論是人們對兩種不同的改革道路有爭論：一種是尋求一種迅速徹底的改變，另一種是緩慢的、不徹底的演變，這不符合捷克的事實。他自己想要的就是不打折扣的、徹底的市場經濟。不徹底對我們沒有任何益處，反而會使一切更嚴重。奧塔•西克提出，他改進了他的一個重要觀點，認為具有上千工人的大企業，在某些方面不能像集體所有制那樣必須是個人所有制，而應該轉變成股分公司。他在三年前就分析指出，集體的投資只是在中小型企業中運轉良好，在那裏合作者能夠從整體上把握一切；而在大企業，所有制是抽象的、疏遠的，經驗顯示，必須在大企業和中型企業間做出區別。
    奧塔•西克說，今天所有的東歐國家在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過程中都遇到了許多社會問題，但是沒有失業、很多企業的倒閉和通貨膨脹就完成這一過渡，幾乎是不可能的。人們總是幻想沒有任何問題就可以轉向市場經濟；然而，即使今天在西方國家，有效的生產和經濟增長本身也不能完全解決失業問題。至於東歐國家，他們今天正在進行艱苦的爬坡，而且首先必須越過深谷。他認為，不同國家的處境不完全相同。德國，儘管有類似的問題，但是，由於西德肯定會承擔出現的困難，他們能得到迅速的貸款和投資，情況肯定會好一些。從波蘭，我們則可以看到形成新的經濟是多麼困難，蘇聯肯定也要忍受這一切。他認為在匈牙利動盪將不那麼強烈，在捷克也會比較容易一些。他指出，有意思的是，在捷克雖然上一代企業家不復存在，但是許多年輕人仍然保持有那種經驗和心理感覺。在蘇聯，使企業主們恢復正常心理，使人習慣於經常存在的價格浮動和某種程度的失業是一個巨大的問題。
    在談到有關蘇聯改革派之間激烈爭論的背後到底還有什麼別的名堂時(九○年以前─筆者注)，奧塔•西克說，確實存在意見分歧，在那裏人們可能仍然把市場和計劃在舊意義上攪在一起，這仍然是一種意識形態的鬥爭。這些問題，布拉格以前經歷過，而現在已經越過了。目前蘇聯則正處於這種階段，他們應該首先弄清在捷克已經有了定論的那些爭論問題。今天在捷克，奧塔•西克說，找不出任何一個經濟學家還想要一種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大雜燴，在匈牙利也沒有，在波蘭也同樣。但是在蘇聯，馬列主義存在了相當長的時間，並且由此產生了一個非常強大的官僚體制，成千上萬的人在這個機構中和舊制度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雖然如此，由於戈爾巴喬夫宣佈不再干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事物，因此他的前進是極其重要的。勃列日涅夫的教條死了，公民運動才能得以實現。但是蘇聯現在必須迅速趕上來，因為，「誰來的太晚，誰就要受到生活的懲罰」。
    
    奧塔•西克對共產黨國家改革的認識是十分深刻的。自從「八九」民運遭到鎮壓之後，人們試圖從各方面總結中國八十年代的改革，對此，奧塔•西克的談話為我們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線索。我們應該認真思索在改革上我們與東歐之間的差距，而不能以中國國情特殊為理由來拒絕它們。從奧塔•西克的思想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的啟示：
    首先，中國八十年代十年改革所走的路還不及捷克六八年一年走得遠，並且某些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至今仍處於「布拉格之春」以前的階段。
    第二，奧塔•西克的經濟模型，如「第三條道路」的模式，是經過全面的經驗分析而建立的，而絕不是根據馬列主義的教條、通過揣摩主要領導人的心思而杜撰的。
    第三，根本沒有一種馬列主義的社會主義體制內的改革，中國改革十年來的一切弊病就是因為它的不徹底而造成的。
    第四，目前在海外的大陸知識分子關於體制內改革問題的爭論，事實上和蘇聯的現狀一樣，仍然只是一種意識形態之爭，許多人仍然沒有擺脫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本質上中國和其他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並沒有什麼不同，只不過我們仍然停留在東歐三十年前的問題上而已，正如奧塔•西克所說，我們「應該首先弄清在捷克已經有了定論的那些爭論問題。」然而即使如此，「改革派」也仍然是一句罵人話。
    奧塔•西克的談話應該引起我們的深思，在通向未來的路上，我們唯一的希望是，中國人不要再故步自封，不要來的太晚，不要再被生活和歷史懲罰了。
    
    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十日於德國，雷根斯堡
    
    （本文發表於《萊茵通信》，德國，第18期，199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