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大陸思想界的禁書《走出中世紀》

閱讀：走出中國的「中世紀」

《走出中世紀》，朱維錚著，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4月，25元

    朱維錚先生的《走出中世紀》（增訂本）20年後再版，又一次獲得讀者的讚譽，可見有價值的思想和學術，原來是可以歷久彌新的。回想起來，《走出中世紀》初次出版的情景還歷歷在目。1986年，本書以深入凝重的筆調，觸動剛從“文革”過渡出來的人心，在“思想解放”的學術界引起熱議。一位經歷運動、變得激進的老先生說：中國人自己是走不出中世紀的，只能被西方的“堅船利炮”“轟出中世紀”。稍後，另一位中年先生則相反，拿了一把西方“經典”尺度，丈量一番後，說中國古代根本不曾有過“中世紀”。說不要“西方中心”，自己拿的尺度卻還是來自西方。1980年代的思想學術界，光譜很寬，色彩很豐富，對於《走出中世紀》的議論，是一個例子。

    對於有着“文革”共同記憶的好幾代中國人來說，十年噩夢，一朝醒來，驚怵之後，“中世紀”確實是一個容易喚醒的概念。經歷過那一時期的好幾代中國人，在東方的“文革”和歐洲的“中世紀”之間找到某種關聯，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但是，《走出中世紀》在20年前就不是一本可以拿來當作時髦談助的“傷痕”類書。它非常耐讀，是專業書，主要的讀者還是綜合性大學文史哲專業的學生。復旦大學的學生都知道，朱維錚先生是校園內最為恪守中國優秀學術傳統的教授之一，無徵不信，無稽不談。通觀全書可以發現，《走出中世紀》提煉了1930年代以來的明清史研究，濃縮了中國近代從晚明到晚清的波瀾壯闊之進程。

    《走出中世紀》確實不是一本容易讀的書，其中的觀念和史實，編織得非常細密，需要相當程度的思想興趣和學術訓練才能慢慢進入語境。當然，一般讀者也能憑着人生的閱歷，從本書飽含熱情的文字中悟到些什麼，但要領悟到更深的意義，先要熟悉近四百年來的明清學術史。書中“匪夷所思”一篇，是周圍很多朋友都喜歡咀嚼的，每一條文字都約到最簡，其中包涵的學術意蘊，需要自己用功力去發掘。例如，第一條“徐光啟”說：“他（徐光啟）向利瑪竇問了西方政教，便想赴歐洲親自考察一番。沒有成行，那不是他的過錯。假如他真的去了，又回來了，中世紀晚期的思想史，會不會是另一種模樣呢？”在“文革”後的學術界，這是個很突兀的問題。要知道，1983年國內學術界紀念徐光啟逝世350周年的時候，很多學者還在迴避他與利瑪竇的交往，掩蓋他的天主教徒的身份，連徐光啟從上海到過澳門，見過西洋人的事實都加以否認，生怕一位中國的愛國者，和西方天主教會扯上後就有損形象。

    整個1980年代，朱維錚先生和一批志同道合的中年學者合作，恢復了1930年代十分興盛的“中國文化史”研究，開創了這個領域的各項教學和研究。從“文化史”角度，突破“政治史”、“思想史”、“經濟史”等傳統學科中意識形態的限制，馬上有清新可喜的氣象，受到學術界的矚目，紛紛響應，一時湧起“文化熱”。

    講授就是寫作，用寫作的精神來講授。這種精神，注重探討，不計功利，古人稱之為“述而不作”。如今，這種古人精神被計算“論文數”，強調刊物“權威”、“核心”級別的學界所拋棄，卻還在《走出中世紀》這樣的“札記”類著作中保留着。《走出中世紀》瑰集的多是真知灼見的“筆記”、“斷想”和“考證”，沒有一篇是高頭講章式的“論文”。出版後，在一次“談學”中，我問過朱老師，“在今天動輒以大部頭空頭著作唬人的年代裏，（《走出中世紀》的札記體形式）顯然有一個重要的學風問題，您如何看待？”朱老師戲稱這樣的高頭講章，就像是個虛假的“大頭娃娃”，不過就是晃來晃去而已。

    最近20年裏，學術界的“論文”產量大幅度提高，學術行政單位所屬各級學術刊物的學術聲譽卻漸漸破產。因循、重複、剿習、抄襲、賣版面、吃作者、榨基地，各種各樣的醜聞層出不窮，究不勝究。相反，倒是出版社、報社和一些公眾型的刊物為了兼顧讀者面和發行量的考慮，刊發着一些具有真知灼見的作品。像朱老師這樣的前輩學者，完全置身於當代“名利場”之外，仍然不加入這場無規則的遊戲，還是一如既往地“述而不作”，寫着自己的“札記”，在幾家遂合心意的刊物上發表。朱老師的《走出中世紀》，和他以後的一系列作品，都是這樣寫作的。如此境界的“述而不作”，鼓勵了很多有志於學術的後輩。

    轉眼之間，《走出中世紀》出版已經二十年了，離中國歷史上一個特殊年代的結束，也已經三十年了。這二三十年裏，好幾代的學者努力“走向未來”（《走向未來叢書》語），“走出文化封閉圈”（張隆溪語）。現在的中國學術界，已經“換了人間”，不可同日而語。中國社會既發生了相當程度的變化，也產生了很多新問題，這些都不言而喻。但是，變化的方向是否真的如當初學者們的設想，當今中國的現狀是否真的已經不再“封閉”，是否真的完全不需要再對“中世紀”懷抱憂慮，這些都是大可懷疑的。

    中西懸隔，時空跨越。一種歷史，比如說“中世紀”，不可能在不同文化傳統的社會中重複開展。換句話說：歐洲的“中世紀”和中國的“中世紀”天然不同，拿歐洲標準量世界，保持“西方中心論”，當然都是膚淺的。但是，以中國歷史學問為根基的學者講“中世紀”，天然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不必由“反西方中心論”者來提醒。朱老師的學問，是從中國歷史的深處出來的，他在《走出中世紀》中討論的，當然是“中國的中世紀”，不是歐洲標準的“中世紀”。其實，只要真正摸到歷史的脈絡，討論實實在在的具體問題，歐洲歷史的概念，如“中世紀”，完全可以成為中國思想界的借鑑，而“標準”、“定義”都退居次要。正因為如此，在《走出中世紀》這樣的著作中，我們可以從晚明到晚清的近代歷程中，看到很多人性和社會的大問題。

來源:www.infz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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