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松先生您好！3個多月前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90年校慶將宋彬彬評為知名校友，此事在海內外引起普遍譴責。12月22日，文革罹難者卞仲耘先生之夫王晶垚先生發表公開信抗議。《》網站也就此做了"文革波瀾"的專輯，您是最年青的文革研究者之一，《》很想請您給讀者談談您的看法。
80後成長起來的文革研究者
《》：您從事文革方面的研究多久了？起初是什麼促使您致力於這方面研究的？
答：首先要說明的是，我是1979年出生的，是後「文革」時代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所以這註定了我對於「文革」的關注時間還是比較短的，另外，我本人並不是歷史專業出身的人，對於「文革」，還是基於對歷史的興趣以及良知、道義上的同情，算是「業餘」人士。對於真正的「文革」研究學者來說，我只能算是一個「關注」者，和道義上的支持者、「歷史的義工」那類人。
最初對「文革」感興趣，大概是1993年，當時是「毛澤東一百周年」紀念活動，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官方當時的高調「頌聖」活動反而讓我將注意力轉向對「文革」的了解與關注。1993年，我14歲，算是「大孩子」，這樣的年齡根本不可能有現在這部的歷史感悟與精神體味，完全是出於一種「獵奇」，第一次到北京的舊貨市場，被市場上琳琅滿目、千奇百怪的「文革」遺物所吸引，隨着這些資料的收集，我慢慢深入了解，並且有目的、有針對性地進行收集。漸漸地，小有收穫，並開始着手整理並將「文革」資料上傳到網上，與大家分享。
《》：從事文革研究過程中，您有沒有受到過來自外界的壓力和人為障礙？
答：在研究、關注過程中，我始終有一種「孤獨感」縈繞心中。這種「孤獨感」並不是簡單的「興趣」傾向的問題，不是那種「蘿蔔白菜—各有所愛」的情況。我所說的「孤獨感」，是那種在精神層面的「不被認可」感，進一步說就是，我周圍的朋友們並沒有意識到研究「文革」有什麼意義。在沒有深入了解的情況下，就順應了某種舊有的思維模式將我這種行為定義為「偏激」，其實武斷地給別人下定義，就是「偏激」的表現，這也恰恰是長期受「文革」遺毒影響民眾的結果。
其實被人理解與否，現在還不是我最需要的東西，現在最需要的就是政治環境能夠寬鬆一些，允許民間獨立關注、研究「文革」，公開地進行紀念活動，就像紀念「南京大屠殺」一樣，能夠享受「國民待遇」。
可以先不理解我，但要包容我。
我也被國家安全局盯上過，間接找到我的單位，了解情況。其實，在現在這樣的「後極權時代」，已經習以為常了。
越是讓民眾遺忘，就越說明「記住」的意義有多大！
不是無知是恐懼
《》：您對宋彬彬「復出」有過關注嗎？透過此事可看到大陸官方對文革反思的無知與恐懼？
答：我對於此事一直在關注。所謂「無知」，我看並不確切。共產黨政權內部有許多高級知識分子，也有多年來搞研究的人，他們不可能沒意識到研究「文革」的價值，我指的是那種脫離險隘的意識形態的的價值，他們當中也有人意識到了研究「文革」能夠對人類發展史有貢獻作用。將「文革」以及1949年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遭受苦難的中國人的歷史，作為整個人類災難史的一部分，這樣的精神高度，我看他們是清楚的。但共產黨政權內部有一部份人是「揣着明白裝糊塗」。恰恰是出於一種「狹隘」的或者對政治利益及其延展利益的現實考量，才會阻止和迴避對「文革」的研究。所以，對於共產黨執政集團的這種「文革恐懼症」，我認識是恰如其分的。總之，恐懼是險隘基礎上的意識傾向，而「無知」是不成立的。
《》：可以看到大陸官方仍是規避文革得，並嚴防媒體談論、反思，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一代代的人們在意識形態的馴化里終究剔除不淨身上的毒素。1949年後的一切似乎都籠罩在霧裏，您研究文革史料，挖掘真相時，從中體味到了什麼？
答：多年來關注「文革」歷史，反思的過程中，經常有一種歷史與現實的「比較」性錯覺。許多現實的環境、發生的事情，與40年前的一些事情很類似，或者說有「遠親」的意味。比如現在「文字獄」仍然時有發生：「不許亂說亂動」變成了網絡上的「敏感字過濾」；新聞媒體一邊倒式的報道方式與40年前沒有什麼區別；一些官方機構想當然地成為「人民」的代理裁判，代替民眾去思考。
另外，在挖掘真相的時候，由於官方不開放資料，民間搜集，很不全面，所以許多線索處於中斷狀態。這是很苦惱的。
《》：扭曲歷史，掩藏真相的政權是沒有生命力的。揭開歷史的真相是民眾走出迷霧的必經之途，1966年慘絕人寰的文革爆發伊始至今，41年過去了，罪惡終會被刻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您認為"迴避真相"對一個個體、民族、國家有何影響？
答：許多事物都遵循這樣的規律：越是迴避，越是無法實現「自我完善」。這道理很淺顯。一個民族更是如此，一個不能在歷史進程中不斷完善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民族。任何事物都有其存在缺陷的事實，首先要承認缺陷，才能「醫治」缺陷。諱疾忌醫，只能讓民族的肌體「病入膏肓」。不能因為短期的個人因素，或者某個黨派的利益，而耽誤了整個民族的進步，這樣的政黨會背上沉重的負債，也會讓民族前進的腳步變得沉重而緩慢。
「文革」捲土重來不是危言聳聽
《》："宋要武們"的不懺悔，或以罪為榮的心理，跟大陸官方對文革的態度關係很大吧？
答：這個問題我想這樣回答，不知是否妥當：試想一下，如果在德國某個學校，某個「知名校友」的照片也登上紀念冊，但裏面的照片是該校友給希特拉獻花，那將是怎樣的一個場景？但當代的德國絕不會出這樣的「大不韙」。因為德國政府以及民眾真正發自內心地深入了解納粹真相！給希特拉獻花，就是給納粹法西斯獻花，就是給劊子手、血腥的黨衛軍獻花，這種行為的醜惡在德國民眾中是「心知肚明」的。正是由於德國從上到下對納粹罪行徹底懺悔，才有了今天的良好形象。而我們國家呢？從上到下，甚至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研究」、「關注」「文革」，除了掩蓋真相，還長期阻礙民間的研究與關注，更遑論「反思」與「懺悔」了！所以「宋要武們」今天的「表演」，並不讓人感到太意外。
其實，歪曲歷史之外，更可怕的是淡化「文革」的血腥，強化「文革」中的所謂「浪漫」與「激情」，比如現在出現的一些「文革」主題餐廳，甚至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不但以罪為榮，還以罪為舞、為樂！所以「文革」捲土重來，並不是危言聳聽的神話！
宋彬彬「復出」是多重禍患的彰顯
《》：70年代末，大陸曾掀起拆除毛澤東像的熱潮，很多機關單位的毛像都被清除了，人們也很高興。可是時至今日，毛澤東依舊被官方供在神壇上，一些蒙昧的民眾仍在對"毛神話"頂禮膜拜。文革餘毒對後來者的戕害可能更大於當時的災難。您怎麼看？
答：現在普遍民眾的思維中，還是以「毛」為榮。因為普通民眾獲取不到「真相」，媒體是官方壟斷的。
癌症是可怕的，如果能清除癌症病變的肌體，但沒有清除病灶，這就是隱患。只能高興一時，難以根除，後患無窮。
還是拿「宋彬彬評為知名校友」事件為例，實際上這是多重的禍患的彰顯！
宋彬彬受到過毛的接見，這在普通民眾心裏又強化了一次「毛」的神聖性與權威性，只要與毛有過接觸，就是一種終身的政治榮譽，就會終身受用不盡，這是個人崇拜的遺毒的繼續，此其一；宋當年給毛帶紅袖標，成為「紅衛兵」暴力升級的誘因之一，給毛帶袖標的「紅衛兵」，公然出現在正規的校友紀念冊中，就算不屬於主觀惡意，也在客觀上起着極為惡劣的影響。當年受到「紅衛兵」風潮傷害的受難者，今日再一次被傷害——「殺人放火金腰帶」的古訓現實得令人膽寒！此其二；淡化了「文革」的血腥，掩蓋了真相，轉移了年輕人的視線，繼續進行「遺忘」教育，此其三；在某種意義上來講，渲染了「文革」的「榮譽感，迴避了羞恥心，混淆了是非榮恥，此其四。
我想，災難本身是可怕的，但更可怕的是災難的重複發生。
「宋要武們」的現象，也在側面反映出，官方在「文革」反思方面的「不作為」甚或「反作為」。
每個人都可以做歷史義工
《》：您一直呼籲建立文革博物館，可事實上清算文革就是清算毛澤東，目前的形勢看大陸官方是不可能正視文革的，那麼您還會在此方面做怎樣的努力或嘗試？
答：繼續收集「文革」資料，繼續撰文呼籲讓更多的人參與到「拯救人類記憶」的工程中，協助王友琴老師或者我們彼此幫助，做「歷史的義工」。
調子唱得再高，都不如實踐，哪怕邁出一小步，都是有意義的。
我們不能寄希望於官方，我們要通過自己的努力，通過民間的努力，來收集、保存、整理文革資料。
其實，我對未來還是充滿希望的，因為途徑越來越多，雖然有所謂的網絡屏蔽，有官方的媒體壟斷，但我們都有辦法解決了。歷史屬於全民族，不是屬於某個個人更重政黨的，誰都有權去了解真相，有義務去維護真相的傳遞。
同時，我也反對以「文革」的方式去對待「文革」歷史，那樣，我們永遠也跳不出「文革」的怪圈，也無法「自我完善」。
個人的能力終究是有限的，只能呼籲有識之士，有經濟實力的人士更好，加入到拯救記憶工程的行列中。
從自身做起，每個人都可以做「義工」，這只是選擇問題。
所謂「文革」博物館，其實，首先應該建立在我們的心中，建立在我們的行動上，其實博物館已經開始「動工」了，「竣工」只是時間問題。我們期待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