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名湯口述：接運一萬四千反共義士歸國

    韓戰打了一年後，形成膠着狀態。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一）六月二十九日，美國總統杜魯門訓令聯軍統帥李奇威（Ridgway），向中韓共提出停火談判建議。七月八日，聯軍代表與北韓及中共代表在開城開始停戰談判。十月底，改在板門店談判。談判中的重要問題之一，就是遺俘問題；聯軍總部始終堅持自由遣俘原則。四十一年二月，在韓國巨濟島的戰俘營內，七千名華籍戰俘首先向聯軍總部呼籲，願意前往台灣參加反共抗俄工作。四月十二日，韓國釜山戰俘營的華籍戰俘，刺血上書總統蔣公，表示效忠，願到台灣參加反共抗俄。至四十二年元月底，釜山戰俘營的華籍反共戰俘，以血書呈獻蔣總統，請求堅決回台者，多達一萬四千餘人。十二月二十三日，韓境中立國遣俘委員會終止解釋工作。同日，聯軍統帥赫爾（Hull）上將宣佈，將用一切便利，於一九五四年一月間，將華籍反共義士送往台灣。

    有一天，周總長突然召我到他辦公室，說是總統決定要我率領一個小組，赴駐日聯軍統帥部交涉，將一萬四千多名反共義士接回台灣。驟聽之下，頗感惶恐，因此前有關反共義士業務之聯繫，一向由外交部和國防部總政治部辦理，突然要我去做，頓感無從下手；我當即表示，此事非常重要，總統要我去辦亦深感榮幸，惟此一任務，論性質應歸總政治部辦理，似由總政治部派員去接運為宜。周總長認為我的見解很對，不過他表示這是總統的決定，他要我跟總政治部商量。當即去看總政治部蔣主任經國先生，他也說這是總統的決定，他並說我的英文好，交涉方便，我說張彝鼎副主任英文更好，他笑笑說還是我去好，同時表示全力支持。我於是告訴他一定盡力去辦，並問他，向聯軍統帥部辦交涉，交涉些什麼？如何交涉？蔣主任要我去外交部請教葉公超部長。當時的外交部是在目前的台灣銀行總行辦公，葉部長也表示並不清楚，他找一位司長拿來一大宗文件給我看，閱後略悉內容。葉部長要我儘快進行，希望我在二天內出發，因為美方在催。我表示若一人去則立即可以成行，但我總要有些人去幫忙；要組成一個小組，則至少需時三日；他覺得我的意見很對，但願我三天內一定啟程，同時表示將先電我駐日大使董顯光，囑與美方聯絡。嗣即積極籌畫，挑選人員，成立小組，召集人員分工，辦好護照、經費等事項；晉見總統，並拜訪美軍顧問團及美國駐華大使，兩天內完成行前一切手續。

    因聯軍統帥部設在東京，接運留韓反共義士，大問題要在聯軍總部先解決，然後由他們轉告駐韓美軍辦理。啟程時，外交部人員告訴我，董顯光大使已準備舉行正式宴會，邀請美國駐日大使、聯軍統帥以及有關將領，要為我在宴會上介紹，望我能夠當晚到達。於是我們乘坐的C46運輸專機，經過沖繩加油後，由於東京羽田機場的天氣不好，故降落在東京郊外一處美軍基地。下機後冒大雨坐車一小時又三十分鐘，進入東京市區，再由美軍送我至董大使處，已近晚上八時，幸宴會尚未開始，賓客皆穿晚禮服，惟我穿着被雨水淋濕之軍常服，頗窘，幸好有幾位熟識的將軍在場。我當即與聯軍統帥赫爾四星上將約定，翌晨拜訪他的總部，望與其幕僚開會洽商接運反共戰俘有關事宜。

    次日，拜訪赫爾上將後，當天下午參加了特別安排的幕僚會報，先說明韓戰狀況及戰俘處理經過情形。我在會中提出接運華籍戰俘的問題約為五點：一海上運輸，應有兵艦掩護；二望派機擔任空中掩護，以防中共攔截；三戰俘離開俘虜營時，望給予足夠的保暖服裝，除身穿大衣等物外，每人軍毯兩條；四戰俘從戰俘營到碼頭上船之前的沿途運輸、保護及飲食，希望有妥善的安排與充分的供應；五有關醫療的全部支援。聯軍統帥部參謀認為我所提出的問題很合理，將請其上級決定；翌日，獲知聯軍統帥部同意按我所提問題辦理，並已電告駐韓美軍第八軍軍長泰勒將軍，囑迅作準備，同時派機將我接往韓國。我抵達東京後的第三天早上，美軍即派C119運輸機，將我們一行十餘人全部載往漢城，王東原大使與美國軍方代表在機場迎接。為辦事聯絡方便，我要求住在美軍第八軍軍部，他們完全同意，並撥給我辦公房間、車輛、打字機等。

    抵美軍第八軍軍部之日，軍長泰勒上將（Taylor）在其司令部前廣場上主持一項閱兵典禮，對我表示歡迎；他的旗台上，除聯合國旗幟外，有美、英、澳、韓及其他聯合國會員國，特別是參加韓戰的會員國國家的旗幟，儀隊系由美、英、澳、韓及其他聯合國會員國的部隊混合組成，典禮開始，先奏中華民國國歌，然後奏美國國歌，儀式莊嚴隆重。我身為中華民國軍官，受此禮遇，深感光榮；同時亦感到國家在國際地位上的重要，我國此時仍為聯合國一分子，回想當年發起籌組聯合國時，我國為發起人之一，我國位列五強，成為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雖因中共叛亂，但以時勢之變，我國仍然受到友邦與國際社會的尊重，我當時代表國家受此尊重，??是萬分榮幸。尤其是我當時階級僅為少將，泰勒已是四星上將，以一少將接受代表聯合國一百多個國家的大國上將的隆重歡迎，自是更覺殊榮！

    我們住定之後，即分別拜訪接洽，處理接運有關事務。我們最主要的任務，是將反共義士順利接回台灣，可是實際情況並非如想像的那樣簡單；因為反共義士回台灣，是令共產黨最感丟臉的事，當反共義士離開戰俘營時，中共和北韓的軍隊都可能老羞成怒，發動搶俘，也可能因此引起另一次戰爭。我提出這些問題時，美方人員也表示值得顧慮。因此，我又與美第八軍參謀長及有關人員商談，假如北韓與中共發動搶俘，他們應如何事先計畫，有所部署，策定應急措施。當反共義士離開戰俘營時，車輛如何準備，車隊如何編成，行程如何排定，指揮、道路警戒與通信等問題如何解決；到達仁川之前如何選定休息地點，以便整理東西，清點人數；上船後的組織，啟航後的海上護航與空中掩護等，一切措施，均應預作詳細計畫。經過分別商談後，他們深表贊同，立即分工進行有關作業。一切計畫策定後，泰勒將軍發出通知，約定舉行一項聯軍釋俘會議，邀請有關國家的代表參加。

    釋俘會議系在漢城郊外一個師的司令部舉行，出席會議者數十人，包括美方將領，中華民國由我所率的部分人員，韓國參謀總長白善驛所率有關人員。泰勒將軍代表聯合國主持會議，向我們提出釋俘的計畫綱要以及預備計畫。簡報約二十分鐘完畢，泰勃又分別詢問中華民國與韓國代表以及有關人員的意見。我覺得他的計畫對我前兩天所顧慮與他們提出商談的問題均已包括在內，是一項相當完善的計畫，我當代表中華民國表示同意。韓國參謀總長亦無異議。因準備周詳，如此一項重要的大規模國際會議，費時約二十幾分鐘即告結束。於是開始照計畫執行；而美國即為此一計畫的主要執行者。

    反共義士離開義士村走出大門之後，沿途一切運輸、掩護、應變、安全等措施，由美軍一位旅長洛遜上校（Col. Lomson）指揮，全部作業所包括的細節，叫做洛遜計畫。這項計畫僅僅運送中國反共義士的卡車，即達五百六十輛。洛遜上校是一位精明能幹的美國軍官。而包括裝備（衣服、大衣、鞋、襪、軍毯）、飲食、醫療、船舶調動等的後勤工作，則由聯軍後勤司令部負責，指揮官是一位少將，與我相處極好。此外，尚有美國海軍第七艦隊與空軍第五航空隊，擔任海上運輸的安全掩護。

    了解計畫全部細節與執行情形的準備工作後，我即赴大使館向王東原大使詳細報告，並自擬一電文，請轉國內周總長轉報總統請示。

    在此同時，我覺得反共義士走出義士村大門之際，應該發佈一項文件，也就是一篇宣言，這篇宣言應由反共義士的名義發佈，以他們的口氣，向全世界宣告，說明他們厭棄中共暴政，奔向自由，回到自由祖國的意願，這篇宣言由我親自起草，完稿後，我認為茲事體大，應請示政府決定，因請大使館發回國內轉呈總統核定。翌日得覆，總統完全同意，無任何修改，於是印成油印稿，同時譯成英文，待反共義士出營時，當場向全球記者發佈。隨後自由世界各地報紙，均曾刊布此一反共大事的重要宣言。

    我根據聯軍釋俘計畫，為實地了解反共義士出營後之路線安排及預想的各種情況，曾請美第八軍派遣直升機與有關人員，陪同我赴義士們行經路線察看；若發現不妥之處，仍可商量改正，同時可以確定何處可以發動華僑歡迎，而那些地方又應有何種表示？察看後均分別與我大使館、美軍及韓國方面接洽辦理。總之，此項交涉接運反共義士的工作，困難在所難免，但幸參與此事者及有關方面，均能密切合作，故能奠定圓滿達成任務的基礎。

    聯軍統帥部決定釋俘作業在二十日開始執行，我即告王東原大使轉告國內，準備接待。我於是日清晨坐直升機降落於義士村前草地；其他接待工作人員則分別乘汽車前往義士村大門前照應。

    民國四十三年（一九五四）一月二十日上午九時零五分，在義士村（亦稱印度營）等待了四個月的反共義士，第一批抵達自由門，自由門的彩牌上，飄揚着聯合國、中華民國、大韓民國及美國的國旗，反共義士服裝整齊，身背背包，走在隊伍前面的高擎大幅國旗，走在隊伍中的則手揮小型國旗，我在門口同他們前面的領隊握手，歡迎他們。同我在門口迎反共義士走出自由門者，尚有韓戰停戰委員會主持遣返工作的聯合國代表布里安少將等。義士們出村後，即按規定上車，整個車隊分段由車隊的領隊與憲兵護衛，向仁川方向出發。車隊浩浩蕩蕩，非常雄偉壯觀，而義士們於艱苦奮鬥贏得自由之後的喜悅興奮表情，尤其令人感動。車隊在公路上前進時，附近民眾都擠在大路兩旁，熱烈鼓掌，高呼歡迎口號。而我與美方計畫主持人，仍在高度警覺之中，顧慮中共與北韓可能搶俘；當然，我們已有所準備，但總是希望沒有意外發生。總算還好，從反共義士開始走出自由門到最後一人離開義士村，敵方並未採取任何騷擾行動，而所有中國籍的反共義士，也按照每人自己的意願，全部高興的回台灣自由祖國，並無一人願意滯留韓國。

 反共義士的車隊離義士村後數小時，抵達愛斯康城，此處距仁川十公里，為義士們上船以前的休息站，該處搭了很多帳篷，執行後勤作業人員準備好了熱茶和咖啡；一月間，韓國溫度低，許多地方且是白雪皚皚，義士們在此喝一杯熱飲料，正可增加溫暖，抵抗寒氣，同時可以檢查一番，看看還要準備些什麼，臨時有人生病則可在此處獲得醫療照顧。我陪同聯軍統帥、美軍第八軍軍長、後勤司令、美國陸軍部長史蒂文生（Stevens）及美國駐韓大使等一行，同至愛斯康城，看義士們喝茶休息的情形，對接待安排的周到，義士們表現的良好，大家都感到非常滿意。

圖片說明：反共「志願軍」戰俘獲釋後乘車前往仁川

    中國籍的反共義士回到自由祖國台灣，系根據韓戰停戰協定的附件，與聯合國的自由遺俘志願遺俘原則。停戰協定附件「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職權範圍」第十一款載明：「…任何戰俘凡在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負責看管他們後的一百二十天內尚未行使其被遣返權利，又未經政治會議為他們協議出任何其他處理辦法者，應由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宣佈解除他們的戰俘身分，使之成為平民。」而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二日的最後一分鐘過後，韓戰中的戰俘便開始成為平民；亦即一月二十三日□晨第一秒鐘開始，他們就恢復平民身分，這也就是「一二三自由日」的由來。而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印度籍的荷瑪雅將軍，因不願得罪中共，又不敢擅自違背聯合國處理戰俘的原則，乃決定於戰俘恢復平民身分的前兩天，將戰俘交還雙方處理，亦即將二萬二千名反共戰俘交還聯合國統帥部，而聯軍統帥赫爾將軍，則堅決貫徹志願遣俘原則，對二萬二千名中韓反共戰俘，於二十三日恢復平民身分後，可以自由選擇他們願意前往的地方，而且當遣返委員會提前兩天將反共戰俘交還聯軍統帥部時，統帥部亦提前恢復他們的平民身分，讓他們前往他們願意去的地方；一萬四千多名中國籍的反共戰俘即選擇了回到自由祖國的台灣復興基地。

    志願遣俘原則是聯合國的決策，聯軍統帥部只是此決策的執行人，執行完畢後，統帥部須向聯合國有所交代。我是奉中華民國政府之命，前往韓國接運一萬四千多名反共義士的官方代表。所以當中韓反共義士分別按照志願遣離之後，泰勒將軍即與我們商量，決定在他的第八軍司令部舉行一項志願遣俘交接儀式，由他代表聯軍統帥主持這項儀式。參加人員包括：代表聯軍統帥的泰勒上將、美國陸軍部長史蒂文生、美國駐韓大使、韓國首席代表參謀總長白善驛上將、我以中華民國首席代表身分參加。儀式開始，先由聯軍統帥代表泰勒上將，在一份簡略說明遣俘交接經過及人數的證書上簽字，代表交的一方再送接的一方韓國代表簽字，簽字畢，雙方講幾句話。然後，泰勒與中國代表彼此在交接證書上簽字，彼此也講幾句話。證書一式兩份，交接雙方各執一份。儀式完畢後，遣俘任務即告結束，當時各國來採訪新聞的記者達數十人。

    然後，我又留下處理一些善後問題，特別要向第八軍軍長泰勒與參與遣俘計畫的有關負責人致謝；由於他們計畫縝密，安排周到，致未發生任何不快之事，而能圓滿達成任務。泰勒將軍對此事處理經過也表示很愉快，他曾請我到他的軍部一小房子內晚餐，表示歡宴我。感謝他的大力幫助與熱誠招待，我也在漢城一家中國飯館回請他。

    這次為歡迎反共義士歸國，除由政府派遣我率領一個小組赴韓交涉接運外，全國各界也曾推派代表赴韓歡迎；代表全國各界歡迎義士的三個單位代表，包括立法院副院長黃國書、台灣大學校長錢思亮、大陸救災總會理事長谷正綱、秘書長方治，不過他們都只能在碼頭上跟義士們見面，其他場合他們都無法參加。

    當我在韓國一切事情處理完畢後，即乘我空軍所派C46型機，從漢城飛返台北。飛機在松山機場降落後，總統官邸派了一名武官在機場等我，傳總統之命，要我立即到士林官邸去見總統。這完全出乎我的意外，只好不回家，先往官邸晉見總統。進入官邸大門後，總統已在他的會客室等我。一月間，台北天氣也相當冷，總統的小會客室壁爐中尚生着炭火。我入室後，先向總統一鞠躬，他要我在他旁邊的沙發上坐下，將交涉接運反共義士的經過提出報告。我於是即將交涉情形，接運中的顧慮，美方的執行計畫與部署，實際經過情形，以及擬定與發佈反共義士離開印度村之宣言等，一一提出詳細報告。總統一直面帶笑容聽我報告，頻頻點頭，對我的各項措施表示滿意，他說已經看過我以反共義士名義撰寫的宣言，接着說：「很好！」聽我報告的同時，可能客廳壁爐中的炭火溫度太熱了，總統站起來，要把壁爐前面擋熱的板子推向壁爐，但板子相當重，我當即站起，請總統復坐，要代他推移板子，總統卻要我坐着不動，讓他自己推；總統雖然非常客氣，我仍然幫忙將板子推好再繼續報告。經過一小時以上，始全部報告完畢。這次向總統報告，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總統對我是那樣的親切，他所表示的愛護與慰勉，令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慈祥親切，足以顯示他對部屬無微不至的愛護與鼓勵。我當時覺得，自己不過為國家出了一點力，也是份所當為，而以總統的尊崇與高齡，卻如此對我慰勉有嘉，??是令我感激，並賜我以無限的激勵；此後我能蒙總統調任各種工作，我想與此次接運一萬四千多名反共義士回國的表現，自亦不無關聯。

   圖片說明：在仁川登船前往台灣

    待載運反共義士的登陸艦進入基隆港時，我也匆匆的趕到基隆碼頭，一同迎接義士們上岸。為迎接義士歸國，國內各界，尤其是台灣北部的許多單位，幾乎都有代表參加，而且許多單位是自動參加歡迎行列，基隆市民更是傾巢而出，碼頭兩邊，真是人山人海，這種熱鬧感人的盛大場面，只有抗戰勝利大遊行差堪比擬。我所站的歡迎行列，有當時的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先生、政府各單位首長、美軍顧問團蔡斯團長、各國駐華使節團團長菲律賓駐華大使所率的各國使節，及其他黨政代表等。我站在這個行列的後面，跟領先下船的反共義士一一握手。義士們下船後，先在碼頭倉庫休息、喝茶，接受各界慰勞。谷正綱先生在碼頭歡迎會上代表各界致歡迎詞，義士代表相繼致詞答謝，感謝祖國同胞的熱誠歡迎。嗣後，義士們又分批登車，向佈置在台北林口的義士村前進。沿途所經，各要道街口，處處牌樓高聳，國旗飄揚，如同國家的大慶典一樣；義士們人人面上堆滿興奮感激的表情，歡迎者同樣鼓舞歡欣，好像迎接久別的親人，迎接國家光明的前途，迎接革命戰爭勝利凱歸的英雄；義士車隊經過台北市區的時候，更是萬人空巷，鞭爆喧天，鼓樂齊奏。

    林口的義士村，是反共義士歸國後暫時集中居住的家。在義士們歸國之前，政府已臨時成立一個輔導組織，這個組織由當時的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先生負責，高魁元先生等幫助推動執行有關工作。而輔導工作的主要任務，則在先讓反共義士的心情安定，然後逐步了解個別的志願與才能，同時也要注意有無共諜分子的滲透，最後再為他們進行適當工作的安排。

    反共義士住定後，全國各界紛紛前往義士村慰勞和慰問；如當時的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其昀、行政院長俞鴻鈞、總統府參軍長桂永清、婦聯總會總幹事皮以書等，大部分由我陪同，先後前往慰問。此外，還有些影歌星不斷前往慰問。林口的義士村房舍，系臨時新蓋者，以物質條件所限，因陋就簡之處甚多，如每逢天雨，道路泥濘難走。但義士們吃得很好，生活自由自在，精神十分愉快。

    反共義士回台灣，是我們中華民國在國際政治上進行心理作戰所贏得的一次重大勝利，因中共一向宣傳，說是我中華民國政府貪污腐化，不得人心，而他們是一切為人民，美國在民國三十八年發表白皮書，顯然也是受了中共宣傳的影響，而一萬四千多名反共義士，是中共派出的「志願軍」，當他們在俘虜營可以自由選擇去向時，他們卻犧牲與其家人團聚的機會，甚至忍受其家人遭受鬥爭的痛苦，不願再回到大陸鐵幕，而願意投奔台灣，這表示台灣的自由祖國有自由，也說明了自由的可貴。從此加以引申，則可推知此一事件的更大意義，那就是如果給大陸上八億人民一個自由選擇生活方式與自由行動的機會，無疑的，他們也會像一萬四千多名反共義士一樣，主動地投靠三民主義的樂土，投入自由祖國的懷抱。中共參加韓戰，在軍事失敗之後，在外交與國際政治上又遭到這樣的慘敗，??是既羞愧又憤恨；中共老羞成怒，因在廣播中或其他宣傳文字中把我列為顯著攻擊的目標，編造謊言，說是一萬四千多名反共義士是由我強迫他們來到台灣的。

    中共的壯大以至竊據大陸，原是趁我政府於二次大戰期間全力對日作戰的機會；當時中共假借參加抗日之名，在各地牽制消耗國軍的力量，同時設法增強他們自己的力量。美國政府不明了這種內幕，受了中共欺騙宣傳的影響，反而處處幫中共講話，給予中共接濟，認為我們的失敗系由於政府無能與官吏的貪污腐化。殊不知我們的失敗主因是由於抗戰使得民窮財盡，加上中共的挑撥、分化、造謠與叛亂，美國因不明??相，反而當我軍事失利退出大陸之際，發表白皮書，實在是落井下石。民國三十八九年間，可說是我們國家處境的最低潮。但韓戰爆發，中共參加韓戰，暴露其侵略企圖、兇殘本質，變成美國的敵人之後，美國乃轉而考慮我國，重新支援我國，予我軍援與經援，並與我簽訂共同防禦條約，所以韓戰的爆發實為我國一大轉機。而反共義士的歸國，則使我們在國際上與政治上贏得一場非常大的勝利，我們的國家前途，從此又展現出一片柳暗花明的好景。就對國家貢獻來說，這是我最值得回憶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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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接運一萬四千反共義士歸國》，是以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初版之《賴名湯先生訪談錄》（新店： 國史館）同名一節內容全文為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網際網路首發◆析世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