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元老之一的陸定一是1925年入黨的老黨員，曾在中共高層擔任領導職務長達50年之久。去年6月9日是他的百年誕辰。人民大會堂舉行了紀念座談會。有黨內民主改革派輿論陣地之稱的中共黨史刊物《炎黃春秋》7月號上發表了李銳：《陸定一黨是國是漫談錄》和龔育之：《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執着追求》。該刊在今年4月號上又經「黨最高領導層審閱後批准」發表了陸定一長子陸德：《陸定一晚年的幾點反思》一文之半，即其中五個部份。
正如陸德在該文《前言》中所說，陸定一被海外輿論界廣泛稱為「中共黨內的民主改革派」。由於中共當權派領導人一貫對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禁錮，陸定一生前針對中共一黨專政提出思想和政治上多元化改革的主張，在國內民眾中還是所知不多的。
「百家爭鳴」方針是陸定一首先提出的，鑑於蘇聯在學術領域也大搞階級鬥爭，支持一派壓制一派（如在遺傳學上支持米丘林學說，壓制摩爾根學派；反對形式邏輯，說它是反對辯證法的，等等）阻礙科學和學術發展和進步的教訓，陸定一1956年4月27日在討論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做了《關於雙百方針》的專題發言。這篇發言在知識界引起了強烈反響。有意思的是「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各國對『雙百』方針卻反應冷淡。50年代中共有些重要舉措都向蘇共中央通報。陸定一曾經和于光遠到蘇聯大使館，告訴尤金大使關於『雙百』方針的事，沒有想到尤金雖然答應要轉告蘇共中央，卻又對此不感興趣，拿出列寧的文章要陸定一看，實際上是反對這個方針。回來時在汽車上，陸定一感慨地對于光遠說：」蘇聯的教條主義真是厲害！『「（見陳清泉：《陸定一的傳奇人生》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第207頁）實際上毛澤東對」雙百方針「也是口是心非，偽裝開明，故作姿態。僅僅在一年以前，他曾把向中共中央三十萬言上書，提出自己對文藝方針意見的胡風打成反革命並株連78人之多，並在《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三批材料》中提出」輿論一律「的方針；又在僅僅一年以後發動」反右派鬥爭「，將」雙百方針「完全廢棄，束之高閣。後又提出」百家爭鳴「實際上是兩家；資產階級一家，無產階級一家。把學術爭論變成階級鬥爭，從此」百家齊喑，一家獨鳴「。
今年是「反右派鬥爭」的五十周年，毛澤東發動這一場大規模政治運動，把全國55萬知識分子通統打成右派分子，其動機和目的何在？陰謀還是陽謀？直到目前在史學界、知識界還有不同看法，爭論不休。
最近讀了俄羅斯遠東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列多夫斯基1995年在「遠東問題」雜誌上發表的《米高揚赴華秘密使命》一文才使我一下子豁然貫通。這篇文章提到米高揚報告中關於1947年11月30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的一段話：「中國革命取得徹底勝利之後，要像蘇聯，南斯拉夫那樣，除中共以外所有政黨都離開政治舞台，這樣會大大鞏固中國革命。」這封電報表明，毛所追求的政治目標一直就是一黨專政，李銳也曾透露，他在延安曾親耳聆聽毛說過：革命成功後，民主黨派都要成為革命對象，其理由就是蘇、南革命成功後，都實行的是一黨制。（以上轉引自牟傳珩：《揭秘「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從米高揚秘密報告談起》一文）。朱正在《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一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中也說：「早在1947年11月，毛就已經有了在勝利之後拋棄民主黨派的意思了，只是因為斯大林的電報才把事情推遲。到了1957年，不但完成土地改革，還實現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到了可讓這些資產階級政治代表離開政治舞台的時候了。」事情已經非常清楚；反右派鬥爭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民主黨派退出政治舞台，實現中共的一黨專政。
了解了這一內幕以後，我們不能不讚揚陸定一繼續堅持思想上和政治上多元化的卓識和勇氣。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上，他在中央文教部門的大組會做了兩次發言，贊成毛澤東在大會上提出的黨內反對派合法化主張（鄧力群在《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前後》一文中轉述毛的話說：「黨內要允許有公開的反對派，只是不允許秘密的反對派存在」。（見《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一書，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第332頁）陸定一說：彭德懷在廬山會議提出對中央的不同意見，不管正確與否都應當允許，黨內不但允許有反對意見的個人，還應允許有反對意見的派別，即黨內反對派的合法存在，這對防止黨內思想僵化有利。另據香港《開放》雜誌1996年9月號報導：陸定一在1996年5月逝世前夕曾對前去看望他的中央高層官員表示：「以我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經驗，我認為中國應實行多黨制。」
現在看來，毛在大會講話中允許黨內反對派合法化，正如他在1956年提出「雙百」方針一樣，也是口是心非，言不由衷。他在這個講話公開發表時就把這段話刪去，以後再沒有提到過。正象他在多年以前曾批評國民黨：「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後來不但不再批評，而且向國民黨學樣，也搞起「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把戲，甚至有過之無不及。
由此可見，陸定一臨終前主張實行多黨制，其來有自，是他經過深思熟慮，總結中共建國以來的政治實踐後提出來的，可謂悟道之言。他這種畢生追求真理，敢於承認並糾正錯誤，真誠坦率的精神確實難能可貴。至於陸定一何以能做到這一點，我以為並非偶然。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出身（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過學）的高級幹部，又長期擔任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從1945年中共七大到1966年文革發動後被鬥下台），對於中共黨內左的教條主義危害是有較深體驗的。加之他是中共一些「大秀才」中比較能獨立思考並有骨氣，不那麼一味緊跟上面，唯唯諾諾的一位。曾在中宣部多年工作的阮銘說：「他除了文采，還有自己的思想和骨骼。」（見阮銘《反教條主義的宣傳部長陸定一》）說得是非常正確的。
在陸定一離世十一年以後的今天，我們更加深切地認識到他針對中共一黨專政提出的思想和政治上多元化的主張是如何地富有遠見並切合實際。他在《晚年的幾點反思》中說：「執政黨的腐敗，是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問題……有一個問題始終擺在這裏，反腐機構也是黨領導的，它要聽從黨的指揮，如果黨的領導人甚至一把手腐敗了，那麼該由誰來管？對這個問題，列寧也始終沒有提出解決的辦法來。」「對於執政的黨，它掌握着全部的『政府資源』，所以一定要強化外部的監督和制衡，才能有效抵制腐敗現象」。在這裏，允許成立反對黨，建立監督制衡體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可說是已經呼之欲出了。
據報導，《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書著者俞可平「近日訪問美國，大講民主，講到中共正在轉型，由『永久的政黨』向『執政黨』轉型。有人問這是否意味着中共允許反對黨？俞可平沒有回答。」（胡平：《俞可平訪美講話小議》）在此以前，人們對俞可平口中和筆下的「民主」是真是假，是好是壞，已經有所懷疑。在此我更想到，陳獨秀在其晚年才認識到「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之一是政府之反對黨有組織、言論、出版之自由。」胡適在1949年4月寫的《陳獨秀的最後見解（序言）》中評論說：「獨秀看得更透徹了，所以能用一句話概括起來：民主政治只是一切公民（有產的與無產的，政府黨與反對黨）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他更申說一句：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在這十三個字短短的一句話，獨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關頭，近代民主政治與獨裁政制的基本區別就在這裏。」
從這裏，我們可以理解，陸定一提出允許反對黨派合法存在這一主張的重大現實意義，或許這也是今日當政者千方百計封鎖消息，把他這一寶貴思想打入冷宮之原因所在。
2007年5月16日
——原載《動向》雜誌2007年6月號
